第1章 生于忧患（2/2）

第一步是笼络友邦。

友邦包括诸羌和诸夏，代表分别是羌族的姜，夏族的召（读如绍）。周是以夏族自居的。他们与召族都姓姬，与姜族则是婚姻关系，弃的母亲就是羌族女子姜嫄。以后，姬姜世代通婚。亶父之妻是太姜，武王之妻是邑姜，西周天子更每隔一代就有一位姜姓的王后。姬周与姜，亲如一家。

相反，羌族跟商则是死敌。卜辞中经常提到，商人俘虏了羌人，就用来做献祭的牺牲品。这是不能不让姜族恨之入骨的。所以周初三公，就是周公、召公和姜的太公。太公望是太师，周公旦是太傅，召公奭（读如是）是太保。

他们也都是炎黄子孙，因为炎帝姓姜，黄帝姓姬。

第二步是经营南国。

这里面也有一系列的动作，包括周族和召族向南发展为周南和召南，也包括在江汉平原建立据点。还有东南吴国，开国君主是文王的两个伯父。他们跑到吴，据说是为了让位给文王的父亲。现在看来，说不定倒是亶父派出去的，目的是要抄殷商的后路。

周人的布局，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羽翼丰满的周人开始实施第三步，这就是大挖墙脚。

事实上，文王号称西伯，成为商西霸主后不久，就毫不客气地灭了商的若干附庸国，比如密（甘肃灵台）、黎（山西上党）、邘（河南沁阳）、崇（陕西西安）。灭崇以后，他们还把那地方变成了自己的前线指挥部，叫丰邑。

这就几乎到了商的大门口，而且南、北、西三面，都是周的势力范围或者同盟军，正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当然，这三分之二的天下，主要是农村。作为农业民族，也作为后起之秀，周人只能在商王鞭长莫及的农村做文章。物质财富、人力资源和精锐部队，仍然集中在城市，在商王的手里。

农村包围城市，能成功吗

难讲。而且一旦失败，弄不好就是灭顶之灾。

周人不能不忧患。

也就在这时，他们完成了《周易》一书。古人说它是文王的作品，这当然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说《周易》产生于殷周之际，作《易》者“其有忧患”，是不错的。因为《周易》的核心思想就是“变”，主要内容则是六十四卦的演变。那么，你怎么知道老天爷变不变卦

然而历史常常会有惊人之笔，事情的发展和变化也比人想象的快。就在周人从西、北、南三面包抄殷商时，东边的夷族也揭竿而起。东夷动手比西周早，殷纣王当然要先对付他们。蠢蠢欲动却按兵不动的周，便被放在一边。

结果，殷商虽然获胜，却实力大损，元气大伤。战败的夷人也心存怨恨。因为按照惯例，他们被俘后不是变成奴隶做牛做马，便是变成祭坛上的人肉包子。

周武王的机会到了。

武王信心满满。在多国部队的誓师大会上，他把握十足地对联军将士们说：团结就是力量。别看“受”（殷纣王）有亿兆夷人，没有一个跟他同心同德！

事实证明，正是如此。

我们不知道武王出兵前，有没有读他父王的遗著。如果他读了《易》，也许会在乾卦下面看见这样一句话：飞龙在天，利见大人。[10]

是时候了，干吧！

新政权面临危机

胜利还是来得太快。

突如其来的胜利让周人有点措手不及。好在他们头脑清醒，很快就认清了形势，找到了对策。

且看天下大势。

当时的天下，大约有相当多的族群。商，就是由他们组成的松散联盟。商王国是其盟主和核心，成员国则有的死心塌地，有的口是心非，有的离心离德，有的图谋不轨，更有一些并不加盟的散兵游勇在外观望，并蠢蠢欲动。现在周人把盟主干掉，蒜头就变成了蒜瓣，不难想象天下会是什么样子。

何况这些族群也五花八门。中原地区是“诸夏”，西部地区是诸羌，东有东夷，北有北狄，南方则有百濮和群蛮。其中有部落国家，也有部落和氏族，对待商和周的态度也不一样。有的亲商，有的亲周，有的摇摆，有的独立。只有一点相同：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更何况，即便是周的同盟者，也有一个在战后“按劳取酬，坐地分赃”的问题。这些同盟军和附庸国参加战斗，当然也都有各自的原因。有的是要报仇雪恨，有的是想趁火打劫，有的早就摩拳擦掌，有的不过随波逐流。但认为胜利之后应该分一杯羹，则人同此心。

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对付殷商。

事实上，所谓武王伐纣成功，只是端掉了殷商的总指挥部。战败的商人除一部分退到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外，大部分残余势力仍然散布中原，盘踞淮岱，随时准备卷土重来。

这就不可不防。周人的办法则是分而治之。武王先是为殷商遗民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君主是纣王的儿子武庚。然后，他又把商的国土分为三块，分别派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各率一支部队进行监视，号称“三监”。

如此双管齐下，应该靠得住了吧

然而恐怕就连武王也没有想到，他一死，傀儡武庚和东方的部落国家，一个个全都反了。而且挑头的，居然就是派出去监视殷人的那三支部队。

这在历史上，就叫“管蔡之乱”。

新生的西周政权，面临巨大压力和严重危机。

当然，叛乱最终被周公、召公和太公之子联手平息。武庚和管叔被杀，蔡叔和霍叔被流放，参加叛乱的殷商贵族则被称为顽民或殷顽，被周人视为重点防范对象。此后，周公又连哄带骗把他们弄到洛阳，住进新城成周，进行集中管理和思想改造，并在成周西边三十里新建王城，作为周的东都和前线指挥部，这才算是“宝塔镇河妖”。

忧患是有道理的。

更可贵的是理性和冷静。

实际上，无论是武王伐纣，还是周公平叛，胜利了的周人都没把殷商贵族当战俘。既没给他们戴上镣铐关进地牢做奴隶，也没把他们当亡国奴。武庚被杀后，周人又把殷的旧都商丘封给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号叫宋，待遇是最高一级的公爵。那些不愿意臣服于周的，则任其远走他乡。其中有一部分，据说跨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成为印第安人的先祖。

为殷顽筑建的成周，也不是德国纳粹的集中营。住在那里的殷商贵族，仍然保留自己的领地和臣属。被赋予监视殷顽任务的卫侯康叔，则被告诫要延续商的法律，重用商的贤人，尊重商的传统，包括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其饮食习惯。比如周人群饮，就杀无赦；商人酗酒，则网开一面。

这实在堪称优待俘虏。

西周统治者，难道是观音菩萨

当然不是。

实际上他们这一套，不过是怀柔政策，甚至别有用心。比如放任商人酗酒，就有“任其吸毒”之嫌。但在周公之子建立的鲁国，殷商遗民甚至可以有自己的祭坛，叫亳社（亳读如博）。亳社与周社是并尊的，周人对亳社也一直客客气气恭敬有加，这难道还不算开明

恐怕要算。

不是天性仁慈，也未必用心险恶，那么，周人为什么要这样，又为什么会这样

忧患。

天命与授权

忧患伴随了周公一生。他曾经对儿子说，我身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现任周王之叔，地位不低吧但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洗头吃饭都常常中断，不能尽兴。为什么我是时时警惕，不敢怠慢呀！

奇怪！叛乱不是平息了吗他还忧虑什么

人心不服。

事实上，正是武庚和三监的反叛给周公敲响了警钟。他很清楚，新政权不可能建立在一夜之间，单凭武力也难以服众，哪怕再加怀柔政策。是啊，周作为蕞尔小邦，凭什么说当老大就当老大再说了，周以远逊殷商之国力，居然一战而胜。这样的胜利，保得住吗这样的政权，靠得住吗

难讲。

其实不要说别人，周人自己恐怕也嘀咕。这就需要解释，需要说明，需要论证，需要用令人信服的说法，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回答和解决两个重要问题。

哪两个问题

革命的合理性，政权的合法性。

这是不能不想，也不能不答的。要知道，这事直到战国和秦汉，也仍然有人质疑。齐宣王就问过孟子，儒道两家也在汉宣帝时辩论过。以今度古，在西周政权未稳之时，岂能不议论纷纷作为当事人，周公他们又岂能置之不理

周人坦然作答。[11]

但，从周公到召穆公，以及他们的后人，说来说去，主题却只有一个——天命。

什么是天命

天命不是运气，而是授权。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就是说皇天上帝派玄鸟为天使，赋予商人以历史使命。

由此获得的权利，叫“居中国”；由此获得的权力，则叫“治天下”。居中国是代表权，可以代表华夏文明；治天下是统治权，可以治理华夏民族。可见，治天下的前提就是居中国。用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来表述，就叫“宅兹中国”。这也是周人要在洛阳再建新都的原因之一。

居中国，为什么是前提呢

这就牵涉到我们民族对世界的看法。

古人认为，我们的世界是由天和地组成的。天在上，地在下；天是圆的，地是方的。高高在上的天就像穹庐，笼罩四野。所以，全世界就叫“普天之下”，简称“天下”。圆溜溜的天扣在正方形的地上，多出的四个地方是海，东西南北各一个，叫“四海”。天下，就在这“四海之内”，简称“海内”。四四方方的“地”画两条对角线，交叉点就是“天下之中”。在那里建设的城市和政权，就叫“中国”。

天下之中的“中国”，对应着天上之中的“中天”，因此是正宗、正统、正规。夏商周（包括后世）都要“居中国”，争夺的就是“正”。正，意味着联盟的老大或王朝的君主已得“天心”，是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简称“天子”。

但这与地理位置其实关系不大，否则不可能迁都。偏安一隅当然不行，适当移动则未尝不可，关键在于获得天的授权。授权就是“天命”，得到授权则叫“奉天承运”。既奉天又承运，当然是天子，当然该治天下。

相反，如果皇天上帝收回成命，不让某人或某族再当天子，就叫“革除天命”，简称“革命”。商汤灭夏桀，就是“商革夏命”；周武灭殷纣，则叫“周革殷命”。因此，武王伐纣，是合理的；西周政权，是合法的。

受天命则居中国，居中国则治天下，有问题吗

有。

偷天换日

不可否认，周人的这套理论，确实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简单明了，因此说起来振振有词，听起来头头是道。但当真要质疑，也不难。

质疑几乎是必然的。

是的，就算“革命有理，天命无常”，改朝换代也理所当然，但为什么是你们周人来革呢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难道也算理由难道其他部落国家“其命皆旧”

何况商人毕竟是有玄鸟来授权的，周有吗没有。他们的始祖弃，是因为老祖母姜嫄踩到一个巨大的脚印，怀孕生下来的。那么，这个巨人是谁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泰坦族还是别的什么人恐怕只有天知道。这就比“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差远了，弄不好还只能证明他是私生子。

显然，只说皇天上帝改了主意是不够的，说文王就在上帝旁边也是没人信的。必须证明世界非变不可，而且确实换对了人。[12]

这个要求非常合理。

周人当然最终证明了这一点，但这需要时间和过程。包括前面说的那一整套理论，都既不是周公一人提出，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建国之初，他们需要一个既能安身立命又能左右逢源的方案。因为周人既要延续殷商代表的“中国传统”，又要与之划清界限。

延续传统的办法是“居中国”，划清界限就只能考虑“受天命”。那么，同为合法政权，周与商有什么不同

商王是“神之子”，周王是“天之子”。

的确，商和周都讲“天”，但态度不同。周人对天是崇敬和感激的，《周易》的人生观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商人的态度则是仇恨和揶揄的。他们甚至有一种仪式或游戏，就是用皮口袋盛血，高高挂起再一箭射穿，叫“射天”。传说中的刑天，说不定就是被商人残害的天神。[13]

商和周也都有上帝，但含义不同。商人的上帝，似乎就是他们的祖宗帝喾。他们对“帝”的理解，也只是取其“缔造者”的本义。只不过，因为祖宗已经宾天，所以是“上帝”，即天上的帝。现任商王则是“下帝”，即人间的帝。这样的上帝当然偏心眼，只保佑商人，甚至只保佑商王。殷商成为顽劣的儿童，最后众叛亲离，这恐怕是原因之一。

周人的上帝则是自然界，即笼罩四野的天。天，高高在上，默默无言，但明察秋毫，洞悉一切。谁好谁坏，天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才有天命和革命，授权和收权。更重要的是，天是“万民之神”，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天下人都是天的子民。天来为人民选择君主，不是比“帝”选得好吗

答案几乎是肯定的。

那好，周天子就是万民之神选出的万民之主。他岂止有资格居中国，简直就该做世界王。

这可真是“偷天换日”！

是的，偷来天下共有的“天”，替换殷商专享的“日”。

没人知道这是周人的老谋深算，还是他们的灵机一动。也许，是既有谋划又有灵感吧！毕竟，忧心忡忡的他们少年老成，是“早熟的儿童”。只不过这样一来，从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到文化制度，也都要革故鼎新。

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新文化取代旧文化，势在必行。[14]

跟随太阳神鸟从东方进入中原的殷商民族，当然想不到这一天。就连来自西方的周人也不会想到，他们跟着旧世界的太阳走，却走出了一片新世界。

这一回，太阳真的要从西边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