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1/2）

在“纳粹崛起之前的欧洲犹太人”展区和“水晶之夜”展区之间，有一块透明的玻璃隔断。这一隔断具有直截明白的象征意义：在局外人看来，那个发生历史性事件的夜晚之前和之后的欧洲看起来似乎没差别，但实际上已是泾渭分明了。

尤金大步流星走到导游前面，他既没注意到隔断本身，也忽略了它的象征意味。他那一下撞得又惊又痛。一股细细的血从他的鼻孔里淌出来。雷切尔喃喃地说，情况看来不好，他们可能要回酒店，但尤金往两个鼻孔各塞了一团纸巾，说没事，他们应该继续参观。“如果不拿些冰敷，会肿起来的。”雷切尔又劝他，“我们走吧。你不用……”说到一半，她深吸一口气，又说：“那是你的 鼻子。既然你还想参观，我们就继续参观。”

尤金和雷切尔在拐角处追上参观队伍，导游正在解说《纽伦堡法令》。尤金一边听导游用她浓重的南部非洲口音介绍展品，一边在脑中思忖雷切尔没说完的是什么：“你不用每件事都像演戏一样，尤金。没劲儿。”或者：“你不用迁就我，亲爱的。我无条件地深爱你。”也可能只是一句：“你不用敷冰块，但是敷了会好得快一点。”她当时如果要说，会说哪一句呢？

一开始决定用两张来以色列的车票作为给雷切尔的惊喜时，尤金脑子里还闪过了无数念头。他想到：地中海的秀美风光。他想到：壮阔的沙漠。他想到：雷切尔再次展露笑容。他想到：在酒店套房里做爱，他们身后耶路撒冷的墙头上日头渐渐沉落。在他潮涌的思绪中，没有丝毫是关于鼻血或雷切尔总惹他抓狂的欲言又止行为的。如果是在世上其他任意一个角落，他很可能已经开始感到难过了，但在这里不行。

导游正在向他们展示一幅幅照片，画面中的犹太人被剥得赤条条的，站在雪地里，面对着枪口。导游说，当时的气温是零下十五摄氏度。照片拍摄后没多久，画面中的所有人——每一个人，女人，老人，儿童——都被强行逼入一个深坑中，然后被枪杀了。说完这番话，她有片刻就茫然地瞪着他，一言不发。尤金不明白为什么在众人之中她就盯着他看。他脑中闪过的第一个想法是，他是这群参观者中唯一一个非犹太人，可在这个念头在他脑海里完全形成之前，他就知道这是瞎说。“您的衬衫上沾了血。”导游冷冰冰地对他说。他低头看着自己浅蓝色衬衫上的小斑点，随即又抬头，眼前是一张赤身裸体的年迈夫妇的照片。照片上的老妇人用右手挡住私处，勉力维持一丝尊严。她的丈夫用巨大的手掌紧握着她的左手。如果他和雷切尔被带离他们上西区的舒适公寓，在附近的公园里被勒令脱光衣物、迈入深坑，他们会做何反应呢？他们走向生命尽头时，也会紧紧牵住彼此的手吗？“先生，您的血，”导游打断他的思绪，“还在流呢。”尤金把用来止血的厕纸又往鼻孔里塞了塞，努力回给她某种“一切尽在掌握”的笑容。

事情开始于一张巨幅照片旁，照片上是六个头发被剃掉的妇女。但其实，四个星期前，在他威胁要起诉她的妇科医生时，事情就开始了。他俩一同坐在老医生的诊室里，在尤金半威胁式地朝医生咆哮时，她说：“尤金，你嚷嚷什么？”她的眼神疏远而淡漠，他从没见过这种眼神。他肯定是因为嗓音拔得太高，因为接待员没敲门就走进诊室问医生怎么了。事情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而现在，在距医生诊室千里之遥的地方，在被剃光脑袋的女人的照片旁，事情继续恶化。导游告诉他们，到达奥斯维辛的孕妇在显怀之前就不得不堕胎。因为在集中营里，怀孕无异于死亡。导游解说到中途时，雷切尔背过身去，离开了参观队伍。导游看到她离去，几乎本能地看向还在流血的尤金。“很抱歉，我们刚刚失去了一个孩子。”他的声音不轻不重，够让导游听清，又不会被雷切尔听到。雷切尔离队伍越来越远，但即便隔了这么一段距离，尤金还是能察觉到他说话时她背部的剧烈震颤。

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里最动人又最刺目的，就是为死难儿童设立的纪念碑。这个地下墓穴的顶部装饰着数不清的纪念蜡烛，试图消弭——虽然不太成功——无处不在的黑暗。室内的背景音正在诵读死于大屠杀的孩子们的名字。导游说，死难者的数量太多，多到从头到尾将名字念一遍需要一年多的时间。参观队伍开始离开展厅，但雷切尔一动不动。尤金站在她身边，也一动不动，聆听平缓低沉的嗓音念出名字，一个接一个。他隔着外套轻拍她的背。她没有反应。“很抱歉，”他说，“我不该在大家面前用那种方式说话。这是私事，只属于我们的事。”“尤金，”雷切尔说，凝视着上方昏暗的光线，“我们不是意外失去了这个孩子。我是去堕胎了。这是两码事。”“这是个可怕的错误，”尤金说，“你当时情绪脆弱，我没帮你，只是沉迷于工作。是我抛弃了你。”雷切尔看向尤金。她的双眼看上去像哭过，其实干得没有一滴泪。“我情绪挺好的，”她说，“我去堕胎是因为不想要这个孩子。”此时背景音念道：“肖莎娜·考夫曼。”多年以前，尤金读小学的时候，认识一个圆脸小姑娘叫这个名字。他知道她不是死难者，但她躺在白雪上死去的画面还是在他眼前闪现了一下。“你现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对雷切尔说，“你这么说是因为你现在很难受，情绪低落。是的，我们的关系现在不太妙，这主要是我的责任，但是……”“我不是情绪低落，尤金，”雷切尔打断他，“我只是和你在一起不开心。”

尤金不作声了。他们又听了一会儿死难儿童的名字，随后雷切尔说她要去外面抽支烟。里面太昏暗了，很难看清谁是谁。除了近旁一位年迈的日本妇女，尤金一个人都看不见。他第一次知道雷切尔怀孕，是她告诉他自己做了堕胎手术的时候。这个消息令他愤怒。他愤怒的是，她连一分钟的时间都不给他，好让他们共同设想一下这个孩子的未来。她连一个机会都不给他，好让他的头靠在她柔软的肚子上，倾听其中正在发生的变化。他记得那怒火是如此强大，甚至让他自己感到害怕。雷切尔后来告诉他，那是她第一次看到他哭。

如果她在展厅里再待一会儿，她就能再次看到他哭了。他感到一只温暖的手搭在他的脖子上，他抬头时看到日本老妇人正站在他身边。尽管室内被黑暗笼罩，她还戴着厚厚的镜片，他仍然能看到她也在哭。“太可怕了，”她操着口音浓重的英语对尤金说，“人能施加给他人的暴行真是太可怕了。”

收件人： 塞菲·莫雷赫

寄件人： 迈克尔·瓦尔沙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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