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2/2）
你想逼死我吗？——叶子农连奥布莱恩都没抱怨，能怪罪她吗？
回到家，她甩掉鞋一头扎在沙发里，也顾不得什么优雅了，更没心思研究服装店。她脑子已经乱成了一团麻，她需要思考，她必须从这个无路可走的困境里找出一个解。
她不懂政治，但是她信叶子农，她相信自己的眼睛。中国确实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又确实是在一天天变好。
尽管叶子农并没有跟她要求自由，只是不愿以自卑的心态去听《我的祖国》这样主题的音乐会，但事实上她已经不能再把他关下去了。因为一条丝袜阻碍了叶子农的态度，导致一个研究了20多年马克思主义的人不敢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正当性，不敢承认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当性，而且他又是叶辉将军的儿子，这个事实是有例证效应的，这个负面影响也是会被人利用的，这个结果她担不起。
是她让叶子农来巴黎的，如果叶子农在巴黎遇害，这个结果她也担不起。
把叶子农强行送回北京？中国人最恨汉奸，中国人里也有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谁又能保证在北京就一定没风险呢？还有一种可能：叶子农被仇视社会制度的极端分子加害了，再转嫁给政府，制造政治事端……一切假设似乎都很虚幻，但却都不能排除理论上的可能，唯一不同的是，叶子农的死活从此就跟自己没关系了，这就是说叶子农死不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自己不担责任……这个假设稍一深想就让她后背渗出了一层冷汗，因为这完全不是她的真实内心，她的真实内心是：她不怕死，她是怕叶子农死。
强行送回北京，也就意味着她跟叶子农从此分手了，这个也是她不能接受的。就算一定要分手，也要明明白白地分，不能是这个分法。大难临头各自飞，太没“格”了，那不是她戴梦岩的所为，那样的话还不如让她现在就死。
她甚至做了最极端的假设：如果叶子农在哪里都是遇害，是在巴黎遇害好一点呢？还是在北京遇害好一点？那还不如死在巴黎，起码不是被当成汉奸诛杀的。巴黎与北京，怎么判断两者的危险系数呢？这个事情属于“危险系数”的判断吗……
……
她不知在沙发上躺了多久，想了很多很多，却始终没找出一个解。她也想到过给梁士乔打个电话，听听梁哥的意见，而这个念头也只是在她脑子里一闪就过去了，梁士乔的意见不用问她也知道，不是强行将叶子农送回北京就是继续强制保护，站在梁士乔的角度，他首先考虑的不可能是叶子农，只能是她戴梦岩。
她想得头疼，连午饭都忘了吃，也不知道饿了，以至于躺得太久骨头都疼了。她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圈，茫然地在窗前伫立，不知是窗外的视野开阔了她的思路，还是在这一刻她突然醒悟了，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思路错了，关与放本来就是矛盾的，如果只是就事论事思考，她永远解不开这个结。
不知道怎么活，还不知道怎么死吗？笨蛋！她在心里骂了一句自己。
她换了一种思维，按自己的逻辑做了一个推理：子农的命比我重要，能让子农舍命的东西一定比我的命更重要。既然哪个结果都担不起，担不起就不担了。
她心里一下子豁然了，也轻松了。
她走到电话前，想通知雷蒙诺保安公司取消护卫计划，既然不需要保护了就别让保安公司白忙了。她刚拿起电话却又放下了，因为按合同规定即使取消计划也不退款的，但是有可能被对方误解为她在争取退款，她是在意自己形象的人，有损形象的事她不能做。
她看看表，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这时她感觉到饿了，却也顾不上吃东西了，她拿上车钥匙和手袋下楼，开车去了玛丽亚音乐大剧院。
在玛丽亚音乐大剧院的售票处，她买了两张5月19日的门票，也就是中国首都交响乐团在巴黎的最后一场演出。两张票不再是包厢，而且是座位既靠边又靠后的经济票，不管是选择的演出场次还是座位，都照顾到了叶子农的低调性格。
买好了音乐会的门票，她再次去了派拉姆公寓。
叶子农还在餐桌看时装画报，抬头看着进门的戴梦岩，笑了笑，说：“嘿，你也不歇踏实了再来战斗，这连续作战的战法不适合解决非理性矛盾。”
戴梦岩也不说话，放下包收拾餐桌上的碗筷，就进厨房了，洗碗、煮咖啡，然后用托盘端来两杯滚烫的咖啡，把一堆时装画报往一边推了推，放下咖啡。
叶子农看了看咖啡，笑着问：“啥意思，缓和？还是战斗升级了？”
戴梦岩坐好，歉意地说：“是我不冷静，我们重新谈。”
咖啡太烫了，叶子农轻轻抿了一口，说：“你这咖啡……能当谈话基础用吗？”
戴梦岩说：“能，这次是真拿出气量了，谁的理站住脚就听谁的。”
叶子农看着她，确信她说的不是气话了，这才说：“好。”
戴梦岩说：“不管怎么说，生命是第一位的。”
叶子农说：“那赵一曼、张自忠岂不亏死了？你得说群众的生命是第一位的，大家都第一了，还有第一吗？这是一个在不同条件下有不同适用的概念，不能滥用。群众生命的第一位是以警察、军人的牺牲精神为基础的，对于军人和警察，使命和荣誉是第一位的。”
戴梦岩说：“过去共产党搞地下斗争，都是钻老鼠洞了？”
叶子农说：“斗争与生活、政治集团与个人、政治斗争形式与个人生活态度，属性和规则都不同，没有类比性。”
戴梦岩说：“好，我说的没站住脚，该你了。”
叶子农说：“柏林不给居留只能回北京也罢，来巴黎给梦姐当差也罢，都是我个人的正常生活，没刻意躲什么。如果我是必须死的，你已经让我多活了几天，这就是真相。对于理论上的危险，不否认，不放大。咱别用‘必须’抬举自己，咱没那么重要。”
戴梦岩质问：“理论上的危险就不是危险了？”
叶子农说：“车祸、酗酒、自杀、天灾……哪个都比政治谋杀死的人多，人类就不生活了吗？我也不是非跟活过不去，过马路我也走斑马线，地震了我也往外跑。人嘛，活着就有麻烦，就得有担当。谁都不想有麻烦，也不是所有的麻烦都能躲过的，躲你能躲的，受你该受的，这就是生活。一辈子自我鄙视，那是生不如死，那还活个啥劲呢？那才是必死，连个碰运气的机会都没有。从鼠洞里走出去不一定死，起码还有个碰运气的机会。”
戴梦岩说：“别嫌我啰嗦，我再问你一次：态度比活还重要吗？”
叶子农说：“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态度里，都按自己的标准衡量各种关系，什么关系承载什么内容，核定多少担当。有人要钱不要命，有人要心安不要命，有人连横穿个马路都可以不要命，形形色色，看人了，所以叫大千世界嘛。”
戴梦岩从包里拿出刚买的两张音乐会门票放到叶子农面前。
叶子农拿起门票看看日期、座次、票价，明白了，也愣住了。
戴梦岩说：“我不懂政治，我信你，你觉得比命都重要的东西，那就一定很重要。都是中国人，谁不希望中国好呢？我也不希望你去做对国家不利的事。”
叶子农放下门票，说：“如果因为我出事了你就背包袱，那我还是在屋里待着吧。”
戴梦岩起身走到门前，拿下了那条丝袜，塞进包里，坐下。
叶子农小心地问：“塞包里啥意思呀？”
戴梦岩说：“我那边还有一只呢，我穿啊。”
叶子农以咖啡代酒，端起杯子说：“不找死，不找活，平常过日子。”
戴梦岩说：“听你的，不找死，不找活。”然后端起杯子碰了一下。
叶子农感激地点了一下头，说了一句：“谢谢！”
戴梦岩说：“自由了，出去看看巴黎？”
叶子农说：“吃。”
戴梦岩说：“我哪顿饭饿着你了？”
叶子农说：“活命的吃跟美食的吃，不一样。”
戴梦岩想了想，说：“那我就先带你看几家餐馆，都是巴黎有名的，就当兜风了，喜欢吃哪家你自己选。”
叶子农高兴地说：“好。”
……
叶子农来巴黎以后，从机场到派拉姆公寓就是他对巴黎的全部印象。一个多月了，他没有迈出过房门一步，甚至没触摸过门把手。当他一脚迈出房门的时候，他的心里获得了一种挣脱压抑的轻松，作为一个他这样的社会成员，他承担了他认为应该承担的社会义务。
派拉姆公寓的保安都知道309号住着一个从不出门的中国籍男人，当戴梦岩与叶子农一起走出公寓的时候，楼梯口和大门口的保安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叶子农。
戴梦岩驾车在巴黎的大街上兜风，叶子农惬意地抽着烟，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享受着开阔的视野。从这一刻起，他们这种不是恋人的关系又翻开了生死担当的一页。
戴梦岩开着车，冷不丁地说：“我恨奥布莱恩。”
叶子农说：“恨倒说不上，单就这事说，不怎么让人尊敬吧。”
戴梦岩说：“我没你那么大度。”
叶子农淡淡地说：“都是人的那点事，赶上就赶上了，没啥大不大度的。”
戴梦岩说：“你不是人吗？”
叶子农说：“好歹你也是受过洗的，该知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句话吧。”
戴梦岩点下头说：“知道，《圣经》里的。”
叶子农说：“你、我、奥布莱恩，世上所有的人，只要人性没发生质变，就都是人的那点事，只是随着条件的变化以什么形态呈现而已，已有的日后必有，已行的日后必行。《圣经》跟你说这个啥意思呢？知道点，大惊小怪就少点，心态就平和点。”
戴梦岩说：“你怎么懂这么多啊。”
叶子农说：“你怎么这么有钱哪。”
戴梦岩说：“我问你呢。”
叶子农说：“所以，都没啥。达摩面壁、愚公挖山，各下功夫，各摘果子。”
3
5月19日，中国首都交响乐团在巴黎的最后一场演出，观众依然很多，只是相比首场演出少了一些官方人物和媒体。考虑到观看演出的大部分都是巴黎的华人，叶子农和戴梦岩直到临近开幕才进入剧院，座位又是靠边、靠后的，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玛丽亚音乐大剧院有着悠久的历史，建筑富丽堂皇，可以容纳1200个座位。中国首都交响乐团演出阵容强大，其中指挥、首席钢琴、首席小提琴都是世界著名的音乐家。
第一个曲目是小提琴协奏曲《茉莉花》，一开场就赢来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交响乐《我的祖国》放在了演出最高潮的部分，也是观众最期待的。指挥家易海峰已经完全沉浸在音乐里了，每个动作、每个眼神……都无不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叶子农听过这支曲子，却从来没有这样直接、真切和有现场感染力地听过，这是一种不一样的触动。随着音乐的起伏，他的思绪和感慨也在流动。
交响乐《我的祖国》问世时间并不长，首次演出是在1990年8月1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音乐晚会上，尽管那只是一场普通的音乐晚会，对于《我的祖国》这支曲子甚至不乏试演的成分，然而这支曲子就这么以它不经意的方式轰动了。
这是一支伟大的曲子。
这是一支时代催生的曲子。
100多年来，中国的音乐伴随着一个民族的苦难和挣扎，呻吟与呐喊、颂扬与斗争的声音占据了中国近代史的绝大部分板块，直到改革开放，从大众对港台音乐的饥不择食到如今不是爱得死去活来就是痛得死去活来的极端个人化，好像除了数伤疤这世上就没别的事了……中国的经济已经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而人的历史尺度的认识却相对滞后于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是正常的，是人的认识能力渐进成熟的一般规律。然而，作曲家易海峰先生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时代来临了！人们的思想终会沉淀、从容，发展的国力和坚实的经济基础必将催生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音符。于是，一支伟大的曲子诞生了。
中国人，从几千年从容走过的泱泱风范到100多年来屈辱与抗争的阵痛，到中国越来越受到世界的瞩目，发展、壮大、沉淀、从容，中华民族必将回归炎黄血脉最本质特征的泱泱风范，时代和未来需要这支凝聚中华民族认同感的曲子，需要一支让世界认识中国、让中国人逐渐回归炎黄血脉最本质状态的曲子，无论你在任何角落，只要你还是个中国人，只要你身上还有炎黄的血脉，一听到这个音符你就会自豪地想到：我是中国人。
叶子农是用自己的心在倾听这支曲子。
它不是写实的，如壮丽山河之类。
它不是叙事的，如历史变迁、民族历程之类。
它不是抒情的，如决心、信心、悲壮、豪迈之类。
作曲家只写一种状态，抽象的、概念的。4个元素：美好、从容、坚韧、博大。从音乐的关系和方式上说，是“我”看到了什么，而不是“我”表达什么，而“我”看到的这个不是肉眼之实的，是思维的眼睛以历史的大尺度所看到的，是炎黄血脉最本质状态的，它出离时代，出离了政治、宗教、信仰，出离了地域、国度，出离了阶层、族群……
它是符号的、标志的。
叶子农愿意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也必将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