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单的人声（2/2）
我一辈子感激安格林娜·维西里那·古斯克瓦。一辈子！其他人的妻子也来了，但是她们不能进医院，只有他们的母亲和我在一起。
沃洛佳·帕维克的妈妈不停祈求上帝：“拿我的性命和他交换。”
负责骨髓移植手术的美国人盖尔医生安慰我：“有一点希望，虽然希望不大，但是仍有一线生机，因为他们都还年轻力壮！”
他们通知他所有的亲戚，他的两个姐妹从白俄罗斯过来，在列宁格勒当兵的弟弟也来了。年纪较小的妹妹娜塔莎才十四岁，她很害怕，一直哭，可是她的骨髓是最合适的。（沉默）我现在可以讲这件事，之前没办法，我十年没讲这件事了。（沉默）
他得知他们打算取小妹的骨髓时断然拒绝，他说：“我宁可死掉。她那么小，不要碰她。”
他的姐姐柳达当时二十八岁，是护士，很了解移植骨髓的过程，但是她愿意移植，她说：“只要他能活下去。”
我透过手术室的大窗观看手术过程。他们躺在并排的手术台上，手术一共历时两小时。结束之后，柳达看起来比他还虚弱。他们在她胸前刺了十八个洞，麻药几乎退不掉。她从前是健康漂亮的姑娘，现在却体弱多病，一直没结婚。我在他们的病房间穿梭，他不再住普通病房了，而是住特殊的生物室，躺在透明帷幕里，没有人可以进去。
他们有特殊仪器，不用进入帷幕就可以帮他注射或放置导管。帷幕用魔术贴粘着，我把帷幕推到旁边，走到里面，坐在床边的小椅子上。他的情况变得很糟，我一秒钟都离不开他。他一直问：“露德米拉，你在哪里？小露！”一直问。
其他生物室的消防员都由士兵照顾，勤务工因为没有防护衣物，所以拒绝照顾他们。那些士兵端卫生器皿，擦地，换床单，什么都做。他们从哪里找来那些士兵？我们没问。但是他……他……我每天都听到：“死了，死了，堤斯古拉死了，堤特诺克死了。”死了，死了，就像大锤敲在我的脑袋上。
他一天排便二十五到三十次，伴随着血液和黏液。手臂和双腿的皮肤开始龟裂，全身长疮。只要一转头，就可以看到一簇头发留在枕头上。我开玩笑说：“这样很方便，你不需要梳子了。”
不久他们的头发都被剃光，我亲手替他剃，因为我想为他做所有事。如果可以的话，我会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待在他身边，我一刻也闲不下来。（沉默许久）
我弟弟来了，他很害怕地说：“我不让你再进去！”
但是我父亲对我弟弟说：“你以为你能阻止她吗？她不是从窗户，就是从逃生口爬进去！”
我回到医院，看到床边桌上摆了一颗橙子，很大，粉红色的。他微笑着说：“我的礼物，拿去吧。”
护士在帷幕外对我比手势说不能吃。已经摆在他身边好一阵子了，所以不但不能吃，甚至连碰都不该碰。
“吃啊，”他说，“你喜欢吃橙子。”
我拿起那颗橙子，他闭上眼——他们一直替他注射，让他入睡。护士惊恐地看着我。而我呢，我只希望尽可能让他不想到死亡，不去管他会不会死得很惨，或是我怕不怕他。我记得当时有人说：“你要知道，那不是你的丈夫了，不是你心爱的人了，而是有强烈辐射、严重辐射中毒的人。你如果没有自杀倾向，就理智一点。”
我发狂似的说：“但是我爱他！我爱他！”
他睡觉时，我轻声说：“我爱你！”走在医院中庭：“我爱你。”端着托盘：“我爱你。”我记得在家的时候，他晚上都要牵我的手才睡得着。他习惯一整夜握着我的手睡觉，所以在医院里我也牵着他的手不放。
有一天晚上，万籁俱寂，四周只剩下我们。他专注地看着我，突然说：“我好想看我们的孩子，不知道他好不好。”
“我们要替他取什么名字？”
“你自己决定。”
“为什么我自己决定？我们有两个人。”
“这样的话，如果是男孩，就叫瓦西里；如果是女孩，就叫娜塔莎。”
我当时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他……只有他。我就像瞎了眼一样！甚至感觉不到心脏下面小小的心跳，尽管那时我已经有六个月身孕，我以为宝宝在我身体里很安全。
医生不知道我晚上在生物室陪他，是护士让我进去的。起初他们求我：“你还年轻，为什么要这样？他已经不是人了，是核子反应器，你只会和他一起毁灭。”
但我像小狗一样在他们身旁打转，到门口站好几个小时，不断恳求，最后他们说：“好吧！不管你了！你不正常！”
早上八点，医生开始巡房前，护士会在帷幕外喊：“快跑！”我就去宿舍待一个小时。上午九点到晚上九点，我有通行证。我的小腿肿胀，变成蓝色，我实在累坏了。
他们趁我不在的时候帮他拍照，没有穿任何衣服，赤裸裸的，只盖一小片薄布。我每天替他换那片布，上面都是血。我把他抬起来，他的皮肤粘在我手上。我告诉他：“亲爱的，帮我一下，你自己用手臂或手肘尽可能撑着，我帮你理顺床单，把皱的地方弄平。”
床单只要稍微打结，他的身上就会出现伤口。我把指甲剪得短到流血，才不会不小心割伤他。没有护士接近他，他需要什么都会叫我。
他们替他拍照，说是为了科学。我放声大叫，把他们推走！捶打他们！他们怎么敢这么做？他是我一个人的——是我的爱，真希望可以永远不让他们接近他。
我离开房间，走向走廊的沙发，因为我没看到他们。
我告诉值班护士：“他要死了。”
她对我说：“不然呢？他接受了一千六百伦琴的辐射。四百伦琴就会置人于死地，你等于坐在核子反应炉旁边。”
都是我的……我的爱。他们都死掉之后，医院进行“大整修”，刮掉墙壁，挖开地板。
到最后……我只记得零星的片段。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他身旁的小椅子上。晚上八点钟，我跟他说：“我去散个步。”他睁开眼睛又闭上，表示他听到了。
我走到宿舍，躺在地板上，我没办法躺在床上，全身都好痛。
清洁妇敲我的门说：“快去找他！他像发疯一样一直叫你！”
那天早上唐雅·克比诺克拜托我：“陪我去墓园，我没办法自己一个人去。”
维佳·克比诺克和沃洛佳·帕维克要下葬了，他们是我和瓦西里的朋友，我们和他们两家很要好。爆炸前一天，大家在消防局合拍了一张照片，我们的丈夫都好英俊！好开心！那是另一种生活的最后一天。我们都好快乐！
我从墓园回来后，马上打电话到护理站问：“他怎么样？”
“他十五分钟前死了。”
什么？我整晚都待在那里，只离开三个小时！
我对着窗户大叫：“为什么？为什么？”我朝天空大喊，整栋楼都听得到，但是没有人敢过来。然后我想：我要再看他一眼！我跑下楼，看到他还在生物室，他们还没把他带走。
他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露德米拉！小露！”护士告诉他：“她只离开一下子，马上回来。”他叹了口气，安静下来。我后来再也没有离开他，一路陪他到墓地。虽然我记得的不是坟墓，是那只大塑料袋。
他们在太平间问我：“想不想看我们替他穿什么衣服？”
当然想！他们替他穿制服，戴消防帽，可是没法穿鞋，因为他的脚太肿了。他们也必须把衣服割开，因为没有完整的身体可以穿，全身都是……伤口。
在医院的最后两天——我抬起他的手臂，感觉骨头晃来晃去的，仿佛已经和身体分离。他的肺和肝的碎片都从嘴里跑出来，他被自己的内脏呛到。我用绷带包着手，伸进他的嘴里，拿出那些东西。我没办法讲这些事，没办法用文字描写，觉得好难熬。都是我的回忆，我的爱。
他们找不到他可以穿的鞋子，只好让他光着脚下葬。他们当着我的面，把穿着制服的瓦西里放进玻璃纸袋，再把袋口绑紧，放入木棺，然后又用另一层袋子包住木棺。玻璃纸袋是透明的，厚得像桌布，最后他们把所有东西塞进锌制棺材里，只有帽子放不进去。
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都来了，他们在莫斯科买了黑色手帕。特别委员会召见我们，他们的说辞都一样：“我们不可能交出你丈夫或你儿子的遗体，他们都有强烈辐射，要用特别的方式——密封的锌制棺材，上面盖水泥砖——安葬在莫斯科公墓，所以你们要签这份文件。”
如果有人抗议，说想把棺木带回家，他们会说，死者是英雄，不再属于他们家了，他们是国家的英雄，属于国家。
几个军人和我们坐上灵车，包括一名上校和他的手下，他们遵照指令行事。我们在莫斯科环城公路绕了两三个小时，又回到莫斯科，他们说：“现在不能让任何人进入墓园，墓园被外国记者包围了，再等一下。”
两家父母都没有说话，妈妈手里拿着黑色手帕。我觉得自己快昏过去了：“他们为什么要躲躲藏藏？我的丈夫是什么？杀人犯？罪犯？我们要埋葬什么人？”
妈妈摸摸我的头说：“女儿，安静，安静。”
上校说：“我们进墓园吧，妻子歇斯底里了。”
我们到了墓园，那些士兵负责抬棺木和包围、护送我们，只有我们可以进去。他们不到一分钟就用土盖好棺木，上校在旁边大喊：“快一点！快一点！”他们甚至不让我拥抱棺木。接着我们就被送上巴士，整个过程都是偷偷摸摸的。
他们马上帮我们买好回程机票，第二天就出发。从头到尾都有便衣军人跟着我们，不让我们离开宿舍购买旅途要吃的食物，也不让我们，尤其是我，和别人交谈，好像我当时有办法说话一样，其实我连哭都哭不出来。
离开时，值班女工清点物品，她当着我们的面，叠好毛巾和床单，放进聚乙烯袋，很可能准备拿去烧掉。我们支付宿舍费用。十四个晚上，那是治疗辐射中毒的医院，十四个晚上，一个人在十四天内死掉。
回家后，我一走进屋子就跌到床上，整整睡了三天。救护车来了，医生说：“她会醒的，只是睡了一场可怕的觉。”
我当年二十三岁。
我记得，我梦到死去的奶奶穿着下葬时的衣服来找我，我看到她在装饰新年树，便问：“奶奶，为什么我们有新年树？现在是夏天。”
她说：“因为你的瓦西里马上要来找我。”
他在森林里长大，我记得那场梦——瓦西里穿着白袍，呼唤着娜塔莎——我们还未出世的女儿。在梦里她已经长大了，瓦西里把她抛向天空，两人笑成一团。我看着他们，想到：幸福真的好简单。我在梦里和他们在水边一直走。他很可能是叫我不要悲伤，这是他从天上给我的暗示。（沉默许久）
两个月后我去莫斯科，从火车站直奔他身边！我在墓园里对他说话时，突然开始阵痛，他们替我叫救护车。帮我接生的就是安格林娜·维西里那·古斯克瓦。她之前就告诉我：“你要来这里生小孩。”离预产期还有两个礼拜。
他们把她抱来给我看——是女孩。我唤她：“小娜塔莎，爸爸替你取的名字。”
她看起来很健康，四肢健全，但是她有肝硬化，肝脏有二十八伦琴的辐射，还有先天性心脏病。四小时后，他们告诉我她死了，又是同一套说辞：“我们不会把她交给你。”
不把她交给我是什么意思？是我不把她交给你们！你们要拿她去研究。我恨你们的科学！我恨科学！（沉默）
我一直讲错话……我中风后不该大叫的，也不应该哭，所以我才一直说错话。但是我要讲一件没人知道的事——他们带来一只小木盒，告诉我：“她在里面。”
我看了看，她被火化了，变成骨灰。我哭着要求：“把她放在他的脚边。”
墓园里没有娜塔莎·伊格纳坚科的墓碑，只有他的名字。她还没有名字，什么也没有，只是一个灵魂，我埋葬在那里的是一个灵魂。
我每次都带两束花去，一束给他，另一束摆在角落的是给她的。我跪在地上，绕着坟墓爬，一定用跪的。（开始语无伦次）我杀了她……我……她……救了，我的小女儿救了我，她吸收了所有辐射，就像避雷针。她那么小，好小。（她呼吸困难）她救了……可是我好爱他们，因为……因为你不能用爱杀人，对不对？那么浓烈的爱！为什么爱情和死亡会并存，谁能解释给我听？我跪在地上，绕着坟墓爬……（她沉默了很久）
他们给我一间基辅的公寓，在一栋大楼里，所有核电厂的人都被安置在那里。公寓很大，有两间房，是瓦西里和我梦寐以求的那种，可是我住在里面都快疯掉了！
我再婚之后，把所有事情告诉了我的先生，一切真相——我有一个很爱的人，我一辈子爱他。我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他，我们虽然见面，但是我从来没有邀请他到我家，因为那是瓦西里的家。
我在糖果店上班，一边做蛋糕一边流眼泪，我没有哭，眼泪却一直流。
我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叫安德烈，小安德烈。
我的朋友阻止我：“你不能生小孩。”
医生恐吓我：“你的身体无法承受。”
后来他们说，他会少一只手，说仪器显示他没有右手臂。
“那又怎样？”我心想，“我可以教他用左手写字。”
可是他出生时完好无缺，是个漂亮的男孩，学业成绩优异。现在我有一个让我可以活下去和呼吸的人了，他是我的希望。他什么事都懂，他问我：“妈妈，如果我去奶奶家两天，你能呼吸吗？”
不能！我生怕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开他。
有一次我们在街上走，我突然跌到地上。那是我第一次中风，就在大街上。
“妈妈，你要喝水吗？”
“不用，你只要站在我旁边不要乱跑就行。”
我抓住他的手臂，不记得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我被送到医院。我抓他抓得太用力，医生几乎无法把我拉开，他的手臂瘀青了好久。现在我们出门，他会说：“妈妈，不要抓我的胳膊，我不会乱跑。”
他也生病了，两个礼拜在学校，两个礼拜待在家里看医生，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她站起来，走到窗边）
这里有很多像我们一样的人，整条街都是，这里就叫切尔诺贝利区。
那些人一辈子都在核电厂工作，当中不少人还会去那里打工，现在没有人住那里了，都是以兼差的方式工作。那些人体弱多病，却没有离开工作岗位，他们甚至不敢想象，如果反应炉关闭了，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他们？很多人突然死掉——走路走到一半，倒在地上，睡着后永远醒不过来；带花给护士时，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一个接一个死掉，但是没有人来问我们经历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没有人想听和死亡或恐惧有关的事。
但是我告诉你的故事是关于爱情，关于我的爱……
——露德米拉·伊格纳坚科，已故消防员瓦西里·伊格纳坚科的遗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