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声音（2/2）

这些谎言，这些天大的谎言，在我们心中已与切尔诺贝利密不可分。只有在战争时，政府才会说出这样的谎言。

我们正在等待第一个孩子出生。我的丈夫想要男孩，而我想要女孩。医生试图说服我：“你的丈夫去过切尔诺贝利，你必须堕胎。”我丈夫是个卡车司机，他在灾难发生的前几天被叫去运送沙石。但我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

生出来的婴儿是个死胎，少了两根指头。是个女孩。我哭了。“至少也要给她手指啊，”我心想，“她毕竟是个女孩。”

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打电话给军方总部——所有医疗人员都去出任务了——因此我自愿帮忙。有一位少校，我记不起他的名字，对我说：“我们需要年轻人加入。”

我试着说服他：“首先，年轻的医生还没有准备好；其次，他们的危险程度会增加，因为年轻人更容易受到辐射影响。”

他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接到命令了，我们要派年轻人出去。”

患者伤口愈合的速度越来越慢。我还记得第一次下辐射雨的情景——人们后来称之为“黑雨”。我们是世界上最好、最杰出、最强大的国家，但人们并没有准备好应付这种事。

我丈夫是一位工程师，有大学学历，他很严肃地想要说服我，这是一场恐怖攻击，是敌国的牵制行动。当时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但我还记得有一次在火车上，我遇见一位曾参与建筑斯摩棱斯克核子反应炉的人。他告诉我，那些水泥、板材、钉子跟沙石是怎样从工地被偷走带到邻近镇上去卖的。这些建材被偷去换成现金，或换来一罐伏特加。

党中央会派人到城镇来跟工厂与人们商谈，但是来的人却不知道如何去除辐射活性，不知道如何保护孩童，也不知道食物里渗入了多少放射线系数。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阿尔法、贝塔、伽马射线，也全然不懂放射生物学、离子化辐射，更不用说懂同位素了。对他们而言，这些东西就像从外星来的一样。他们只知道颂扬苏联人民的勇敢，讲述军队的英勇事迹和揭露西方间谍组织的阴谋。当我在党内集会中提出怀疑时，他们却告诉我要取消我的党籍。

我很害怕继续住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给了我一个辐射剂量计，但有了这个又能如何？我洗好衣服，洗得既洁白又干净，辐射剂量计却响了起来。我烹饪食物，制作饼和派，辐射剂量计又响了起来。连我铺床时，它都会响。我要这个东西做什么？我哭着给我的孩子们喂饭。他们会问：“妈妈，你为什么要哭？”

我有两个男孩。他们没去托儿所或幼儿园——他们总是待在医院里。大的从外表上看不出是男孩还是女孩，因为他没有头发。我带他去看过医生，也看过传统医者 7 。在同年级的孩子里，他是最瘦小的。他不能跑步、玩耍。如果有人不小心撞倒他，他就会开始流血，还有可能会死。他得了一种血液疾病，这个病名我不知道怎么发音。我跟他一起躺在医院，心里想：“他快要死了。”我后来才知道，不应该这么想。我躲在浴室里哭泣。没有任何一个母亲会在病房里哭，她们都会到浴室或厕所里哭。我回来时，带着满脸笑容：“你的脸颊好红润，你会好起来的。”

“妈妈，带我离开医院。在这里我会死。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死了。”

现在我该去哪里哭呢？去浴室吗？浴室前面已经排起了队——排队的人都跟我有着相同的处境。

在五月一日纪念日当天，他们允许我们到墓园去。我们可以去坟墓，但警察不让我们回到自己的房子和庭院里，不过至少可以从墓地远望家园。我们在那里为家乡的人们祈福。

我告诉你，什么样的人住在这里。让我来举例说明。刚开始的几年，在那些“肮脏”的区域，政府在商店里摆满了中式牛肉罐头、荞麦等物资，于是人们便说：“噢，住在这里真好，现在你赶不走我们了。”

土地受污染的程度不一——在集体农场里可能有一块田是“干净的”，而旁边的田却是“肮脏的”。在“肮脏”的田里工作的人可以领到更多钱，所以大家都抢着去，而不愿意去“干净”的田里工作。

前不久，我弟弟从东亚回来看我。他说：“你们这里的人都像是黑盒子。”他的意思是飞机上那种记录航空信息的黑盒子。我想，我们这里的人都活得好好的，会说话，会走路，会吃饭，我们热爱彼此，但我们都是记录信息的黑盒子！

我是一个儿科医师。孩子们有不同的观点。举例来说，他们不认为癌症等于死亡——他们还不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关联。他们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了如指掌——例如诊断结果，服用的药品，手术的名称。他们懂的比他们的母亲还多。他们过世的时候，脸上有着惊讶的表情。他们就这样带着讶异的表情离开人世。

医生警告说，我的丈夫有可能会死。他得了白血病，也就是血癌。他从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回来后，两个月内便生病了。是工厂的人派他去的。某次夜班结束后，他早上回到家说：“我明天要离开了。”

“你要去做什么？”

“在集体农场工作。”

他们在方圆十五公里的土地用耙子耙起麦秆，采收甜菜，挖马铃薯。

后来他回来了，我们一起去看望他的父母。他跌倒时，正在跟他父亲一起补墙。我们叫了救护车，送他去医院——他的白细胞过高，已达到有生命危险的程度。

回来时他说：“我就要死了。”他变得很安静。我试着说服他不要这样想。我哀求他，但他不相信我。后来我帮他生了一个女儿，他才肯听我的话。有一次我早上醒来，看着一旁熟睡的他，心想：我以后一个人该怎么办？

人不应该一直想着死亡，所以我把脑海中的这些念头赶走。如果我早知道他会因此生病的话，我会把家里的门都锁上，我会站在门口挡着，我会用家里所有的锁，把每一扇门都锁起来，不让他离开。

我跟我儿子这两年来跑了一家又一家医院。我不想再听到或读到关于切尔诺贝利的事。我什么都见识过了。

医院里的小女孩玩着洋娃娃。她们会合上洋娃娃的眼睛，假装洋娃娃死了。

“洋娃娃为什么死了？”

“因为她们是我们的小孩，小孩子都活不了，生下来以后就会死。”

我的小孩阿尔乔姆七岁了，但是看起来像五岁的孩子一样。我看到他闭上眼睛，以为他睡着了。我哭了起来，以为他不知道，但他却开口说：“妈妈，我要死了吗？”

他会沉沉睡去，几乎没有呼吸。我会跪在他的床边：“阿尔乔姆，睁开你的眼，跟我说话。”我心想，他的身体还是暖的。

他会睁开眼睛，然后又沉沉睡去，像是死了一般。

“阿尔乔姆，睁开你的眼。”

我不会让他死的。

前不久，我们在庆祝新年。各种食物我们应有尽有，而且全是自制的，有猪油、肉类、腌菜，连伏特加都是自制的。只有面包是从商店里买的。当然，“自制”也就意味着这些东西是从切尔诺贝利来的，残留着铯和锶的余味。但我们还能从哪里取得物资呢？镇上的商店都空了，就算有东西买，以我们的薪水和抚恤金也买不起。

家里来了一些客人，是我们的邻居，都是些年轻友善的人。一个是老师，另一个是集体农场的技工，还有他的妻子。我们吃饭喝酒，然后开始唱起歌来。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唱起那些老歌——革命歌曲和军歌。“柔和的晨曦照亮了古老的克里姆林宫”。那是个美好的夜晚，像是回到了过去。

我在写给儿子的信中，提到了这件事。他是学生，住在首府。他回信说：“妈妈，我试着想象这个画面。这很不可思议。在切尔诺贝利的家中，新年枞树被装饰得闪闪发亮，人们围绕着桌子，唱起了革命歌曲和军歌，像是古拉格集中营和切尔诺贝利事件都从未存在过一样。”

我感到很害怕——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我儿子。他已无家可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