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8）（1/2）

三十六

夜里他常常想起在斯大林格勒医院里过的那几个月。他不记得汗湿的衣裳、咸得使人恶心的水，不记得那使人受不了的恶浊气味。他觉得在军医院的那些日子是幸福的。现在，在这森林里，他听着树木的沙沙声，心想：“难道我听到了她的脚步声？”

难道有过这样的事？她抱着他，抚摩他的头发，她哭着，他吻她那湿湿的、咸咸的眼睛。

有时维克托罗夫想，他可以驾着“雅克”上斯大林格勒去，不过几个小时，可以在梁赞 [38] 加加油，然后上恩格斯城去，他有一个熟识的小伙子在那儿做值班主任。以后要枪毙就枪毙好啦。

他常常想起他在一本旧书上读到的一段故事：舍列梅捷夫 [39] 元帅的儿子们把十六岁的妹妹嫁给多尔戈卢基公爵。姑娘在婚前好像只见过他一回。姑娘的哥哥们给妹妹送了大量的陪嫁，送的银子装满三间屋子。结婚后第二天，彼得二世被杀。多尔戈卢基公爵是他的亲信，也被抓起来押往北方，关在一座木塔里。有人告诉新娘，说她可以不受这一婚姻约束，因为她跟丈夫总共生活了两天。但是她不听劝说，跟丈夫前去，住到偏僻的林区一座木屋里。一连十年，每天她都要到多尔戈卢基所在的木塔跟前去。有一天早晨，她看到木塔的小窗户开着，门也没有上锁。年轻的公爵夫人朝街上跑去，见到每一个人，不论是庄稼汉，还是士兵，她都跪下来哀求，问她的丈夫在哪儿。有人告诉她，她的丈夫被押到下诺夫哥罗德去了。她于是步行前往，一路上吃了很多苦。到了下诺夫哥罗德，她听说多尔戈卢基被分尸了。她决定进修道院，便前往基辅洞窟修道院。在要成为修女的那一天，她在第聂伯河岸边走来走去很久。但她不是俗念未灭，而是在那之前要把指头上的结婚戒指取下来，她却舍不得……她在河岸上徘徊了好几个钟头，后来，等到太阳就要落山了，她才把戒指从手指上摘下来，扔到河里，便朝修道院大门口走去。

这位空军中尉，这位保育院出身的斯大林格勒发电站机械车间钳工，老是想着多尔戈卢基公爵夫人的一生。他走在森林里，常常活灵活现地想象着：他已经死了，已被埋葬，那架被德国人击落的飞机，半截扎在土中，已经锈烂了，散架了，四周长满了青草，薇拉·沙波什尼科娃常常在这儿走来走去，有时停下来，走下岸坡，走到伏尔加河边，凝望河水……在两百年前，年轻的多尔戈卢基公爵夫人就曾在这里走过，有时走到林中空地，用手拨开缀满红色野果的树棵子，从野麻丛里穿过。他顿时觉得又难过，又痛苦，又失望，又甜蜜。

穿破军装的窄肩膀中尉在森林里走着。在难忘的时代里，有多少这样的人被遗忘了啊。

三十七

维克托罗夫还没有走到机场，就看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要情况。许多加油车在夏天的田野上东奔西跑，机场维修营的机械师和发动机修理工围着停在掩护玻璃罩下的飞机忙活着。平时一声不响的电台发动机又清楚又起劲地嗒嗒响着。

“坏了。”维克托罗夫心里说着，加快了脚步。

马上就证实了他的猜测。腮上带着红色烫伤疤痕的上尉索洛马津一见到他就说：

“有命令，咱们要出发了。”

“上前方吗？”维克托罗夫问。

“不上前方，上哪儿去？”索洛马津说过这话，便朝村子走去。

看样子，他的情绪很坏，他和女房东的关系不同一般，现在大概是急急忙忙找她去了。

“索洛马津要分家啦：把房子给老娘们儿，老牛自己带着。”维克托罗夫旁边有一个熟悉的声音说。这是叶列玛中尉，从小路上走来，他常常跟维克托罗夫搭档飞行。

“叶列玛，调咱们上哪儿？”维克托罗夫问。

“可能是西北战线要反攻了。师长乘着‘艾尔—5’来了。我有一个驾驶‘道格拉斯’的朋友在空军军部里，可以问他。他什么都知道。”

“有什么好问的，不问也会知道。”

不仅团部的人和机场的飞行员们紧张起来，村子里也开始惶惶不安。团里最年轻的飞行员，黑眼睛、厚嘴唇的科罗尔少尉捧着浆洗熨好的衣服从街上走来，衣服上面还放着小甜饼和一包果干。

科罗尔的女房东是两个独身的老奶奶，常常给他做甜饼吃，大家都拿他开玩笑。每次他出来执行任务，两位老奶奶都要来机场，在半路上迎他。一个高高的，身子笔直，另一个是驼背，他走在她们中间，又生气，又难为情，像一个娇惯的孩子。飞行员们说，科罗尔跟一个惊叹号、一个问号走在一起。

飞行大队长万尼亚·马尔丁诺夫穿了军大衣从屋里走出来，一只手拎着提箱，另一只手拿着崭新的制帽，他怕弄皱了，没有放到提箱里。房东的红头发女儿没戴头巾，披着一头自己卷的卷发，在后面用那样的目光看着他，见到这种目光，再猜测她和他的关系，就是多余的了。

一个有点儿瘸腿的男孩子向维克托罗夫报告说，跟他住在一起的指导员戈卢普和中尉沃夫卡·斯科特诺伊已经带着东西走了。

维克托罗夫在几天以前才搬到这一家来。在这之前，他和戈卢普住在一个很坏的女人家里。那女人额头凸起，一双黄眼睛鼓鼓的。谁看到这双眼睛，都觉得不舒服。

为了不让他们住下去，她往屋子里放浓烟，有一天还偷偷地往他们的茶里撒灰。戈卢普劝维克托罗夫把这个女人的事写成报告递到团政委，但是维克托罗夫不愿写报告。

“让她害霍乱死掉。”戈卢普骂了一句，也就算了。

他们搬到另一家，觉得这一家简直是天堂。可是这天堂他们却不能久住了。

维克托罗夫很快也背着背包，拎着塞得满满的手提箱，从一座座足有二层楼高的灰色房屋前面走过。瘸腿的男孩子在旁边蹦跳着，拿维克托罗夫送给他的战利品手枪皮套朝母鸡瞄准，朝盘旋在森林上空的飞机瞄准。他从先前住的房子前面走过，透过模模糊糊的窗玻璃看到那个坏女人的一动不动的脸。每次她挑着两桶水从井上回来，停下来休息的时候，谁也不搭理她。她没有牛，也没有羊，屋顶下也没有燕子。戈卢普打听过她的情况，想弄清她的富农阶级根源，谁知她却出身贫苦家庭。妇女们说，她在丈夫死后好像是疯了。有一次在深秋天凉的时候，她跑到湖里，在水里呆了一昼夜。几个男子汉把她硬拖了上来。可是妇女们说，她在丈夫死之前甚至在出嫁之前，都不爱说话。

这会儿维克托罗夫走在这个林区村庄的街道上，再过几个钟头，他就要飞走，永远离开这儿了。这飒飒响的森林，村庄，麋鹿常常光临的菜园，还有这蕨草，金黄的松脂，杜鹃，他都看不到了。这些老头儿、小姑娘他也再见不到了。再也没有人给他讲当年怎样实行集体化的事，没有人给他讲狗熊抢夺妇女们的马林果篮子，还有小孩子用光脚板踩蛇头的故事了……再也见不到这个又奇特又平常的村庄，这村庄一切都跟森林有关，正如他出生和成长的工人村，一切都跟工厂有关。

然后飞机又要着陆，转眼间又要出现新的机场，出现农村或者工人村，出现另一些老年人、小姑娘，他们有他们的伤心事和开心事，有受伤而秃了鼻子的猫，又可以听到另外一些人叙述往事，叙述全面实行集体化的事，又会有另外一些好的或不好的房东。

美男子索洛马津到了新的环境里，又会在闲暇时间戴起漂亮的军帽，在大街上溜达，弹着吉他唱歌儿，叫姑娘们心醉。

团长萨卡布卢卡少校，一张古铜色的脸，白头顶刚刚剃过，胸前晃着五颗红旗勋章，倒换着两条弯弯的腿，向飞行员们宣读准备战斗的命令。他说，今晚在掩蔽所里过夜，出发次序在起飞前在机场上宣布。

然后他又说，指挥部命令不准离开机场的掩蔽所，违反军令，严惩不贷。

“不能在天上睡觉，所以要在起飞前好好睡一觉。”他解释说。

团政委别尔曼接着讲话。他很高傲，大家都不喜欢他，虽然对于飞行上的事他能说得头头是道。在处理飞行员穆欣那件事情之后，大家就特别讨厌他了。穆欣和漂亮的女电报员丽达沃伊诺娃谈恋爱。大家都很赞成他们这段恋情：一有空他们就相会，上河边散步，总是手挽着手走在一块儿。大家甚至都不取笑他们了，他们的关系已经非常明朗。

忽然有一种说法传了开来，这一说法出自丽达之口，是她对一位女友说的，又由女友传遍了全团：在一次外出散步的时候，穆欣强奸了她，还曾经拿手枪威胁她。

别尔曼听到这桩事以后，暴跳如雷，而且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穆欣被法庭审问了十天，并且被判了死刑。

在执行枪决之前，空军集团军军委委员阿列克谢耶夫空军少将来到团里，开始调查穆欣的案情。丽达弄得将军非常难为情；她跪在他面前，恳求他相信，有关穆欣一案全是胡编乱造。

她对他说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她和穆欣躺在林中空地上，接了一会儿吻，后来她睡着了，穆欣要跟她开开玩笑，悄悄把手枪伸到她的两个膝盖中间，朝土里开了一枪。她惊醒了，叫了起来，于是穆欣又跟她接起吻来。她把这事儿对女友说了，可是从女友嘴里往外一传，事情就十分可怕了。在这件事情中，只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她跟穆欣的爱情是极其纯真的。事情很顺利地解决了，判决取消了，穆欣调到了另一个团里。

从那时起，大家就更不喜欢别尔曼了。

有一次索洛马津在食堂里说，俄罗斯人是不会干这种事儿的。

有一个飞行员，好像是莫尔恰诺夫，说所有的民族中都会有坏人。

“就比如科罗尔，是犹太人，跟他搭档飞行就很好。在执行任务时知道有这样一个朋友在后面，心里就觉得踏实。”万尼亚·斯科特诺伊说。

“科罗尔算什么犹太人？”索洛马津说。“科罗尔是咱们的小伙子，我在飞行中对他比对自己都信得过。他在勒热夫把紧跟在我后面的一架德国飞机扫掉了。多亏波里亚·科罗尔，我有两次甩脱盯住我的该死的敌机。你知道，我打起仗来，也是不要命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维克托罗夫说，“如果一个犹太人很好，你就说，他不是犹太人。”

大家都笑起来。索洛马津说：

“好啦，穆欣被别尔曼安上枪毙罪名的时候，他才不觉得好笑呢。”

这时候科罗尔走进食堂，有一个飞行员很同情地问他说：

“我问你，波里亚，你是犹太人吗？”

科罗尔有点儿难为情，回答说：

“是的，是犹太人。”

“是真的吗？”

“完全是真的。”

“行过割礼吗？”

“滚你的蛋。”科罗尔回答说。大家又笑起来。

等飞行员们从机场回村子去，索洛马津和维克托罗夫走在一起。

“你要知道，”索洛马津说，“你不该说那话。我在肥皂厂工作的时候，找碴儿整人的人不少，一个个都是领导。我看够了那些家伙。”

“你啰唆什么，”维克托罗夫耸耸肩膀，“你以为我是他们那种人吗？”

别尔曼说，飞行员生活的新时期开始了，预备队的生活结束了。这些话不用他说大家也明白，但大家还是注意听着，听听他的话里有没有什么暗示，本团是不是还留在西北战线，是调到勒热夫一带，还是调到西线或南线？

别尔曼说：

“所以，战斗飞行员必须具备的第一点素质，是熟悉装备，熟悉得能够操纵自如；第二点，热爱自己的飞机，要像爱母亲、爱姐妹一样；第三，要勇敢，勇敢就是火热的心加冷静的头脑；第四，要有同志感情，这种感情是我们整个苏维埃生活培养出来的；第五，在战斗中要有献身精神！成功就在于编队飞行技能！要紧跟机长！一个好的飞行员，就是在地面上也要常常思考，分析、研究上一次战斗：‘嗯，这样会好些！嗯，不该那样！’”

飞行员们装做很感兴趣地看着政委，一面小声说着话儿。

“也许，是叫咱们护送运输机往列宁格勒送吃的东西？”索洛马津说。他有女朋友在列宁格勒。

“是不是去莫斯科方向？”莫尔恰诺夫说。他家里的人都在昆采沃。

“也许，要上斯大林格勒呢？”维克托罗夫说。

“算啦，不一定。”斯科特诺伊说。

他们团上哪儿，对他都无所谓，因为他家的人都在敌占区乌克兰。

“波里亚，你想上哪儿去？”索洛马津问道。“是不是上你们犹太人的首府别尔基切夫去？”

科罗尔那双黑黑的眼睛气得一下子完全黑沉下来，他很清楚地骂了一句娘。

“科罗尔少尉！”政委喝道。

“是，政委同志……”

“不要作声……”

其实科罗尔已经不作声了。

换做是萨卡布卢卡少校，他本来就是一个骂娘的行家，遇到飞行员当着领导的面骂娘，他不会管的。他每天早晨都对自己的通信员叫喊：“马秋金……你他妈的……”然后和和气气地说：“把手巾给我拿来。”

可是，团长知道政委那善于罗织罪名的作风，所以不敢马上把科罗尔放过。如果放过了，别尔曼会写报吿，说萨卡布卢卡在全体飞行员面前不维护政治领导人的威信。别尔曼已经向政治部写过报告，说萨卡布卢卡在预备队期间干私活儿，和团部里的人一起喝酒，和当地的女畜牧师叶尼娅·邦达列娃有不正当关系。

所以团长绕着弯子开始了。他很威严地嗄声喝道：

“科罗尔少尉，怎么站的？上前两步走！干吗那么吊儿郎当？”

接着他继续虚张声势。

“戈卢普指导员，您向政委汇报一下，为什么科罗尔破坏纪律。”

“少校同志，请允许我报告，他是和索洛马津争吵，至于为什么，我没听见。”

“索洛马津上尉！”

“有。少校同志。”

“您来汇报。不是向我！向政委汇报！”

“政委同志，让我汇报吗？”

“汇报吧。”别尔曼点了点头，对索洛马津连看也没看。他感觉出来，团长还是在坚持自己那一套。他知道，萨卡布卢卡不论在地上还是在空中，都特别狡猾。在空中，他能比谁都快地判断出敌人的目的和战术，以诡诈战胜敌人的诡诈。在地上，他懂得领导强中有弱，下属弱中有强。如有必要，他可以装装样子，装成一个憨大，听到蠢人说的很蠢的俏皮话也可以凑趣，可以哈哈大笑。他能把天不怕地不怕的飞行员们掌握在手心里。

在担任预备队期间，萨卡布卢卡对农业，主要是对饲养家畜家禽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也搞起果品加工：用马林果制果子露酒，腌蘑菇，晒蘑菇。他做的饭菜出了名，有许多团长喜欢在空闲时间驾飞机上他这儿来，又吃又喝。但这位少校不认为这是白慷慨。

别尔曼知道这位少校还有一个特别难对付的特点，那就是：尽管他又精明，又谨慎，又狡猾，然而同时又几乎是个疯子，一旦硬干起来，连命都不顾。

“跟领导争论，简直就像……跟风作战。”他对别尔曼说。他会忽然不顾一切地干起有损切身利益的事，政委只有叹气。

有时两个人情绪都很好，他们就聊天，就你朝我、我朝你挤眼睛，互相拍肩膀或者拍肚子。

“嘿，我们的政委真是个精明汉子。”萨卡布卢卡说。

“嘿，我们的英雄少校真棒。”别尔曼说。

萨卡布卢卡不喜欢政委那种假殷勤，不喜欢他把每一句不小心的话都要写进报告的那股积极劲儿。他嘲笑别尔曼见了漂亮姑娘就眼馋，嘲笑他喜欢吃炖鸡而不喜欢喝酒。别尔曼对别人的生活条件漠不关心，却善于为自己创造舒适的生活条件，他就更加不满。他佩服别尔曼的聪明，佩服他为了事业敢于同领导冲突，佩服他的勇气—有时候似乎别尔曼自己也不知道，他会很轻易地丢掉性命。

这会儿，这两个人在准备率领空军集团军奔赴前线的时候，彼此侧眼看着，听着索洛马津上尉陈述：

“政委同志，我应该直说，科罗尔破坏纪律，这是我的过错。我嘲笑他，他忍着忍着，后来就忍不住了。”

“您对他说什么来着，您向政委说说。”萨卡布卢卡打断他的话。

“刚才同志们都在猜，咱们团上哪儿去，上哪条战线去，我就对科罗尔说：你想不想上你们的首府别尔基切夫去？”

飞行员们都看着别尔曼。

“我不懂，上什么首府？”

别尔曼说过这话，忽然明白了。

他有点儿难为情，大家都感觉到了这一点，而团长特别吃惊的是，这事儿竟出在一个像剃刀刃一样锐利的人身上。可是，使人惊讶的事儿还有呢。

“这是怎么搞的？”别尔曼说。“科罗尔，大家都知道，索洛马津是新鲁扎区多罗霍沃村人。如果您对索洛马津说，他想上多罗霍沃村作战，他就该因为这样打您的嘴巴吗？这真是很奇怪的乡土道德标准，跟共青团员称号很不相称。”

他总是说一些耸人听闻的话。大家都明白，索洛马津是想逗科罗尔生气，科罗尔果然生气了，可是别尔曼却满有把握地向飞行员们解释，是科罗尔没有摆脱民族主义偏见，他的行为是藐视各民族友谊，说科罗尔不应当忘记，法西斯正是利用民族主义偏见为所欲为。

别尔曼说的话本身是正确的。他这会儿用激动的语调说的思想，来自革命，来自民主。但这会儿别尔曼的着力点，不是他为了思想，而是让思想为他，为他今天颇有问题的用心服务。

“同志们，你们看，”政委说，“哪儿思想不正确，哪儿就没有纪律。今天科罗尔的行动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现在政委把科罗尔的行动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萨卡布卢卡自然是不能干预的。萨卡布卢卡知道，任何一个战斗指挥员任何时候都不敢干预政工机关的行动。

“同志们，就是这么回事儿。”别尔曼说。为了加重自己谈话的分量，他停顿了一会儿，才又说下去：“出现这种不成体统的事，责任在犯错误的本人，但我这个团政委也有责任，因为我没能帮助飞行员科罗尔清除思想上的落后的、丑恶的、民族主义的东西。问题比我一开始设想的要严重些，所以我现在还不能处罚科罗尔的违纪行为。但是我要把教育科罗尔少尉的任务承担下来。”

大家动了动，坐舒服些，都觉得事情过去了。科罗尔看了看别尔曼，在他的目光中有一种异样的神情，别尔曼一看到这种神情，皱了皱眉头，抖了抖肩膀，并且转过脸去。晚上，索洛马津对维克托罗夫说：

“你瞧，廖尼亚，他们总是这样，一个个多么深奥呀。这事儿要是出在你或者万尼亚·斯科特诺伊身上，肯定被别尔曼送到惩戒分队去了。”

三十八

晚上，飞行员们在掩蔽所里都没有睡，躺在铺上抽烟，谈话。斯科特诺伊吃晚饭时喝了不少告别酒，这会儿不住地在哼歌儿：

飞机打着螺旋飞翔，

吼叫着飞向大地胸膛，

不要哭，好姑娘，不要悲伤，

从此永远、永远把我遗忘。

维里卡诺夫还是憋不住，说漏了嘴，于是大家都知道了，本团要转移到斯大林格勒附近。

一轮明月升到森林上空，树木中间出现了晃晃不定的光斑。离机场两公里的那个村子，好像是躲在灰堆里，黑糊糊的，一点声息也没有。坐在掩蔽所门口的一些飞行员观赏着这美妙的、布满地标的世界。维克托罗夫望着“雅克”机翼和机尾投出的淡淡的月光阴影，也跟着斯科特诺伊哼唱起来：

用手把骨架抬起，

从飞机底下掏出我们，

一架架飞机盘旋上升，

送我们最后一程。

躺在铺上的飞行员们在聊天。黑暗中看不清说话的人，但是听声音就知道是谁，所以不用呼唤名字，只凭着声音回答或提问。

“杰米多夫自己请求任务，他不飞就受不了。”

“你还记得吧，在勒热夫的时候，我们掩护轰炸机，八架飞机一齐朝他扑过去，他从容应战，坚持了十七分钟。”

“是呀，拿一架歼击机换一架‘容克’，是划算事儿。”

“他一面飞，一面唱。我每天都能记住他唱的一两支歌儿。他也唱过维尔津斯基的歌。”

“这个莫斯科人有两下子！”

“是啊，他在飞行中肯照顾别人。总是照顾落后的同志。”

“你还没有真正了解他呢。”

“我了解他。在飞行中最能看清同飞的搭档。他的一切都向我表露出来了。”

斯科特诺伊唱完一支歌，大家都静下来，等着他再唱另一支。可是他没有再唱。

斯科特诺伊说了一句流行于各个机场的谚语，说的是飞行员的生命短得好比小孩子的衣裳。

大家谈起德国人。

“认出德国佬也不难，一下子就可以判断出来，哪一架厉害，哪一架顽强，哪一架想捉呆瓜，从后面咬尾巴，哪一架专找&144;&189;在后面的。”

“总的说，他们配合不怎么紧密。”

“可不能这样说。”

“德国佬见到受伤的就拿牙紧紧咬住，见到厉害的就逃跑。”

“要是一架对一架，就算是双头的，我肯定能把它打掉！”

“你别见怪，要是依着我，因为你打掉一架‘容克’，才不会授给你什么勋章。”

“空中撞击—是俄罗斯人的天性。”

“我有什么好见怪的，你又不能把我的勋章取消。”

“是啊，关于撞击我早就有一种想法……我还可以拿螺旋桨来撞。”

“追赶中的撞击，才真够劲儿！把它赶着朝地上冲击，叫它撞个粉碎！”

“听说，团长要用‘道格拉斯’把母牛和母鸡都带上，是吗？”

“反正这些东西全都宰啦，用盐腌起来了。”

有一个人拉长声音用若有所思的语调说：

“现在我要是带着姑娘上豪华俱乐部去，还难为情呢。已经不习惯啦。”

“不过，索洛马津不会难为情。”

“你是不是羡慕呀，廖尼亚？”

“羡慕这种事，不是羡慕这个对象。”

“我明白。绝对相信。”

然后大家回忆起勒热夫的战斗，那是转为预备队之前的最后一次战斗。那一次七架歼击机跟敌人的一大群“容克”轰炸机和护航战斗机相遇。大家似乎都是各说各的，但又像是都在说同一件事。

“起初有森林做背景，看不见它们；等它们飞高，马上就看见了。分三个高度飞行。我立刻认出是‘容克—87’：腿儿跷着，鼻子是黄的。于是我坐得舒服些：好，来吧！”

“我起初还以为那是高射炮炮弹爆炸呢。”

“阳光对这种事儿显然是有利的。我从阳光方向朝德国佬冲去。我是左侧僚机 [40] 。一下子被甩开三十公尺。跟上去不难，飞机很听话。我朝一架‘容克’开了火，把它打得冒了烟，可是这时候有一架敌人的歼击机，长长的，像一条黄鼻子狗鱼，转弯来打我，可是晚了。我看到它朝我开火了，一道青青的印子。”

“我看见我射出的青印子一直抵到那架飞机黑色的机翼。”

“你好得意呀！”

“我小时候放风筝，我爸打我。我进工厂以后，工余时间常常跑七公里上航空俱乐部去，累得要命，可是一次表演都不放过。”

“喂，你听我说说。德国佬一下子把我打着了火：油箱、输油管都烧着了。里面着了起来。到处是浓烟！另外又打中了我的护罩，把眼镜打碎，护罩上的玻璃乱飞，流起了眼泪。你猜我怎样—我一下子钻到它底下，又一把把眼镜扯下来！索洛马津掩护了我。我着了火，可是不害怕，没工夫害怕！我仍旧坐着，身上没着火，靴子烧坏了，飞机烧坏了。”

“眼看着咱们要被打掉了。我又转了两个圈儿，有一架敌机要同我较量。我没理会，赶去打另外的敌机，解救被追击的同志。”

“嗬，当时我已经带了不少窟窿，被打得像一只老山鹑一样啦。”

“我朝那个德国佬冲了十二次，把他打得冒烟了！我看到他的头乱摇，可见已经不行啦！在二十五公尺的距离我开了炮，把他打了下去。”

“是的，总的应该说，德国佬不喜欢在同一水平线上作战，总是尽可能飞到垂直线上。”

“怎么能这样说？”

“怎么样？”

“这事儿谁不知道？就连农村姑娘都知道：德国佬这是躲避急转弯攻击。”

“唉，真该把勒热夫掩护好一点儿，那儿的人真好呀。”

后来安静下来，有一个人说：

“明天天一亮咱们就要走啦，只有杰米多夫一个人留在这儿啦。”

“好啦，同志们，不管怎样，我要上储蓄所去，要到村子里去一趟。”

“去告别吗？”

深夜，周围的河流、田野、森林，一切是那样宁静，那样美好，似乎世界上不可能有仇敌、叛卖、衰老，只有幸福的爱情。云彩涌向明月，明月在灰色云雾中飘动，青烟遮住大地。在这样的夜里，有多少人在掩蔽所里过夜。在森林边上，在木栅栏旁，闪动着一方方白色的头巾，不时响起清脆的笑声。树木在寂静中轻轻抖着，想必是在梦中受了惊吓。河水有时轻轻低语一会儿，接着又无声无息地流起来。

恋人们最痛苦的时刻来到了。这是离别的时刻，是决定命运的时刻：有的今天在哭，明天就会被忘记；有的被死神永远分开；有的会得到命运的青睐，还会相见。

但是，早晨到了。发动机隆隆响起来，飞机扇起的平刮的风把惊慌的青草压倒在地上，成千上万的露珠儿在阳光下颤动……一架架战斗机飞向蓝天，把小炮和机枪带上天空，在天空盘旋，等待伙伴们编队飞行……

昨天夜里似乎还是无边无垠的林区，如今渐渐离开，在蓝天里渐渐沉没……

看得见一个个小盒子似的房屋、小方块似的菜园，房屋和菜园向后滑去，在机翼下渐渐消失……那青草萋萋的小路看不见了，杰米多夫的坟也看不见了……走吧！森林也哆嗦了几下，在机翼下滑走了。

“你好，薇拉！”维克托罗夫默念着。

三十九

早上五点钟，值日囚犯把一个个囚犯唤醒。外面夜色依然黑沉。棚屋里有通宵不熄的电灯照耀着。这样的灯在监狱、铁路枢纽站和城里医院的急诊室都有。

成千上万的人一面咳嗽、吐痰，一面穿棉裤，缠脚布，在腰侧、脊梁、脖子上搔痒。

睡在上铺的人穿好衣服下来，有时脚会碰到坐在下铺的人头上，下铺的人也不骂娘，而是一声不响地把头朝旁边一歪，用手把上面的脚推开。

夜里唤醒这么多人，裹脚布闪来闪去，人头、脊背不住地晃动，烟气腾腾，电灯光明晃晃的，这一切显得极不正常。几百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在寒夜里静静地沉睡，可是劳改营里已经到处是人，到处在活动，到处是烟雾、灯光。

上半夜一直在下雪，雪堆把棚屋的门堵住，把通往矿井的大路埋住……

矿井的汽笛慢慢叫起来，也许，密林深处的狼也跟着那粗壮而凄厉的汽笛声嚎起来了。警犬在劳改营的田野上嘶哑地吠着，拖拉机隆隆响着清扫通往矿区大楼的道路，押队兵彼此呼唤着……

雪花飘到探照灯光中，晶亮晶亮的，显得十分柔和悦目。在广阔的劳改营田野上，在乱糟糟的狗吠声伴奏下，开始点名了。押队兵那伤了风的嗓门儿又嘶哑又激昂……巨大的人流朝矿井涌去，一片咯吱咯吱的皮鞋声和毡靴声。守望塔瞪着巨大的独眼，盯着周围的一切。

笛声依然呼啸着，有远的，也有近的，这是北方的混合乐队。这声音回荡在寒冷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土地上，在科米自治共和国上空，在马加尔，在苏维埃港，在科雷马边区的雪野上，在楚科奇冻土地带，在摩尔曼斯克北部和北哈萨克的劳改营里……

伴随着汽笛声，伴随着铁撬棍敲击铁轨的声音，人们前去采掘索里卡姆斯克的钾、里杰罗夫和巴尔喀什的铜、科雷马的镍和铅、库兹涅茨和萨哈林的煤炭，人们前去铺设穿过北冰洋岸永久冻土带的铁路、科雷马的无接缝线路，前去砍伐西伯利亚、北乌拉尔、摩尔曼斯克和阿尔罕格尔边区的森林。

在原始林区各处，边远建设劳改营大队新的一天，就在这风雪交加的夜晚时刻开始了。

四 十

夜里，囚犯阿巴尔丘克觉得一阵烦恼。不是那种习惯了的、劳改营里常有的愁思绵绵的烦恼，而是火烧火燎的烦恼，就像疟疾发作那样，使人要叫起来，要从床铺上跳下来，用拳头打自己的两鬓，捶自己的脑壳儿。

早晨，囚犯们急急忙忙而又很不情愿地准备去上工的时候，在阿巴尔丘克的邻铺，煤气工长，原内战时期的旅长，长腿涅乌莫里莫夫问道：

“夜里你翻来翻去干吗？梦见老娘们儿啦？还嗷嗷地叫。”

“你就知道老娘们儿。”阿巴尔丘克回答说。

“我以为你在梦里哭呢。”另一个邻铺上的人说。他叫莫尼泽，有点儿傻头傻脑，原是青年共产国际的委员。“我本来想把你唤醒呢。”

阿巴尔丘克在营里的另一个好友、医士阿布拉姆·鲁宾什么也没有发现，在他们朝又冷又黑的门外走的时候，他说：

“你可知道，夜里我梦见了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布哈林，好像他来到我们红色教授学院，他很快活，精神抖擞，延琴曼的理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阿巴尔丘克来到工具库干活儿。他的助手巴尔哈多夫是为了抢劫杀死一家六口人的罪犯，现在正用做框子剩下来的雪松木片生炉子。阿巴尔丘克在整理木箱里的工具。他觉得，那些寒光闪闪的锋利的锉刀与旋刀，唤起了他在夜里产生的感觉。

这一天和以往的日子没有什么不同。会计一大早就送来技术科批准的各边远劳改营分部的申请报告。应该把材料和工具拣出来，装进箱子，编制相应的清单。有些东西是不成套的，需要编制特别交接单。

巴尔哈多夫像往常一样，什么活儿也不干，没办法叫他干。他来到工具库里，只是解决吃的问题。今天一大早他就在锅子里煮土豆白菜汤。担任第一大队通信员的原哈尔科夫药学院拉丁语教授跑到巴尔哈多夫跟前，哆哆嗦嗦地伸出红红的手指头，往桌上撒了一把肮脏的小米。不知为什么事，他给巴尔哈多夫这样的报酬。

下午，阿巴尔丘克被叫到财务处，因为在统计表上有些数字不对头。财务处副处长训斥他，还说要报告上级。他听到这些吓唬，心里觉得憋得慌。助手不帮忙，他一个人干不了那么多事情，可是他又不敢告巴尔哈多夫的状。他很劳累，很怕丢掉管理仓库的活儿，又要到矿上去，或者去伐木。他已经白了头，没有多大力气了……大概他就是因为这样才烦恼—他的一生已经消失在西伯利亚的冰层下。

等他从财务处回来，巴尔哈多夫在睡觉，头底下枕着毡靴，看样子，是其他犯人给他送来的；他的脑袋旁边放着已经空了的锅子，腮上粘着他捞来的小米。

阿巴尔丘克知道，巴尔哈多夫有时把仓库里的工具弄出去，很可能，这毡靴就是仓库里的东西换来的。有一天，阿巴尔丘克发现少了三把锉刀，就说：

“在卫国战争时期偷窃紧缺的钢材，怎么不知道羞耻……”

巴尔哈多夫回答说：

“你这狗虱子，闭嘴！要不然你等着瞧！”

阿巴尔丘克不敢直接唤醒他，就叮叮当当地整理锯条，又咳嗽，又把小锤掉在地上。巴尔哈多夫醒了，带着心安理得和不满意的神气注视着他。后来巴尔哈多夫低声说：

“昨天一列军车里下来的一个小伙子说，有些劳改营比湖泊地区的劳改营还不如呢。犯人都带着镣铐，半个脑袋剃得光光的。没有姓名，只有编号缝在胸前，缝在膝盖上，背后还缝着犯人标记。”

“胡扯。”阿巴尔丘克说。

巴尔哈多夫带着向往的神气说：

“应当把所有的政治坏分子弄到那儿去，首先应当把你这个家伙弄去，免得把我弄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