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14）（1/2）

六十六

玛利亚开始给大家斟茶。大家谈论起文学。

“咱们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忘记啦，”马季亚罗夫说，“图书馆不愿出借，出版社不愿重印。”

“因为他是反动作家呀。”维克托说。

“这话很对，他不应该写《群魔》。”索科洛夫附和说。

可是维克托马上问道：

“您真的认为不应该写《群魔》吗？还不如说，不该写《作家日记》呢。”

“天才作家不需要别人指教，”马季亚罗夫说，“我们的思想体系容不得陀思妥耶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就不同。难怪斯大林称他为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作家。他的情感本身就是国家观念。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呢，就连他的国家观念本身也是人道主义。”

“如果这样说，”索科洛夫说，“那么，整个十九世纪的文学都不符合我们的思想体系。”

“可不能这样说，”马季亚罗夫说，“比如托尔斯泰，他把人民战争的思想诗化了，现在国家领导的就是人民的正义战争。正如刚才艾哈迈德·奥斯曼诺维奇 [61] 说的，两种思想相符合，就会乘飞毯直上云端：托尔斯泰的作品又在广播电台广播，又在晚会上朗诵，又出版，领导人又引用。”

“最顺利的是契诃夫，过去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都承认他。”索科洛夫说。

“你这话可错了！”马季亚罗夫叫起来，并且拿手掌在桌子上一拍。“我们承认契诃夫，是由于没有真正理解。就像承认在某种程度上师从他的左琴科 [62] 一样。”

“我真不懂，”索科洛夫说，“契诃夫是现实主义作家。我们反对的是颓废派。”

“你不懂吗？”马季亚罗夫问道。“我可以给你解释。”

“你们别糟践契诃夫吧，”玛利亚说，“他是我最喜欢的作家。”

“玛利亚，你说的很对，”马季亚罗夫说，“彼得·拉甫连季耶维奇，你要在颓废派身上寻找人道主义吗？”

索科洛夫很生气地摆了摆手，表示不再睬他。

但是马季亚罗夫也朝他摆了摆手，他认为最主要的是说出自己的想法，为此就必须让索科洛夫找找颓废派的人道主义。

“个人主义不是人道主义！您混淆了。完全混淆了。您以为颓废派受到打击了吗？胡说。颓废派对国家无害，只是没有用处。我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颓废主义没有太大差别。大家都在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镜子，这镜子对于党和政府提出的问题‘世界上谁最可爱、最好、最伟大？’回答说：‘你，你，党，政府，国家，最好、最可爱。’颓废派对这个问题回答说：‘我，我，我，颓废派，最美、最可爱。’二者差别不太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国家的特别重要性，颓废主义强调个人的特别重要性，方式不同，实质是一样，都是陶醉于各自的特别重要性。完美无缺的国家，瞧不起与国家不一致的一切人。颓废派的镶了花边的人，对一切其他的人都极其冷漠，只除了两种人：一种是和他们高谈阔论的人，一种是跟他们卿卿我我的人。从表面上看，个人主义、颓废主义似乎都在为了人而斗争。从实质上说，根本没有斗争。颓废派不关心人，国家也不关心人。在这方面没什么不同。”

索科洛夫眯着眼睛在听马季亚罗夫说话，他感觉到马季亚罗夫马上就要说到根本不能说的东西，就打断他的话，说：

“请问，这和契诃夫有什么相干？”

“说的正是契诃夫。契诃夫和现在的一切就有很大的不同。契诃夫把没有实现的俄国的民主担在自己的肩上。契诃夫的道路就是俄国自由的道路。我们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你们数数看，他写的人物有多少呀。也许只有巴尔扎克使这样众多的人物为社会所认识。而且也未必有这样多！真是可观：有医生、工程师、律师、教员、教授、地主、小店老板、工厂主、家庭女教师、仆人、大学生、大大小小的官吏、牲口贩子、技工、媒婆、教会执事、僧侣、农民、工人、鞋匠、模特儿、管园子的、动物学家、客店老板、猎人、渔夫、娼妓、尉官、士官、艺术家、厨娘、作家、管院子的、修女、士兵、产婆、萨哈林岛的苦役犯人……”

“够啦，够啦。”索科洛夫叫道。

“够啦？”马季亚罗夫用故作威胁的口吻反问道。“不，不够。契诃夫使我们认识了整个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各个阶级、阶层、各种年龄的人……但是不仅如此。他使我们认识了这平平常常的许多人，明白吗，俄国的平常人！在他以前从没有人这样说，就连托尔斯泰也没有说，可是他说：我们所有的人首先是人。明白吗？首先是人，人，人！俄罗斯在他以前谁也没有这样说过。他说，最主要的是，人就是人，然后才是僧侣、俄罗斯人、小店老板、鞑靼人、工人。要明白，人的好与坏不是因为他是僧侣还是工人，是鞑靼人还是乌克兰人，人都是平等的，因为都是人。半个世纪之前，持有狭隘的党派观点的人认为契诃夫是停滞时代的代表。然而契诃夫却是最伟大的旗帜的旗手，这面旗帜是在俄罗斯一千年的历史中高高举着的旗帜，是真正的、俄罗斯的、实实在在的民主的旗帜，明白吗，是俄罗斯的人的尊严、俄罗斯的自由的旗帜。因为我们的人道主义总带有宗派色彩，成了不可调和的，残酷的。就连托尔斯泰宣传不以暴力抗恶也受到批判，而其实，他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上帝出发。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主张善良的思想得到肯定，因为传教的人总是急不可待地强迫人相信上帝，而在俄国为此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刺伤，杀害，在所不顾。

“契诃夫说：让上帝到一边去吧，让所谓伟大的先进思想到一边去吧，首先是人，我们要善良，要关心人，不管什么人，僧侣、庄稼汉、百万巨富的工厂主、萨哈林的苦役犯、饭店的跑堂；首先要尊重人，怜惜人，热爱人，不这样绝对不行。这就叫民主，这就是俄罗斯人民目前还没有得到的民主。

“俄罗斯人一千年来什么都看到了，看到了‘伟大’，也看到了‘超级伟大’，但有一样东西没看到，那就是民主。这也正是颓废派与契诃夫的区别。国家愤恨颓废派，会捶他们的后脑勺，会踢他们的屁股。可是国家却不理解契诃夫思想的实质，所以容许他存在。民主在我们的事业中是没有用场的，当然，这是指真正的、人道主义的民主。”

看样子，索科洛夫很不喜欢马季亚罗夫这一番十分尖锐的话。维克托看出这一点，便带着自己也弄不清来由的满意心情说：

“说得太好了，很对，很有道理。不过请多多原谅斯克里亚宾 [63] ，他好像也属于颓废派，可是我非常喜欢他的乐曲。”

玛利亚正要把一碟子蜜饯放到他面前，他用手做了一个推让的姿势，并且说：

“不用，不用，谢谢，我不要。”

“这是黑醋栗。”她说。

他看了看她那棕色的、微黄的眼睛，问道：

“我对您说过我特别喜欢黑醋栗吗？”

她一声不响地点了点头，含着笑意。她的牙齿不大整齐，嘴唇薄薄的，血色淡淡的。她那苍白而多少有些灰色的脸因为带笑，显得可爱动人。

“如果不是鼻子一直发红的话，她倒是很漂亮，很好看。”维克托在心里说。

卡里莫夫对马季亚罗夫说：

“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怎么能把您对契诃夫的人道主义的颂扬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赞美结合到一起呢？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在俄罗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希特勒骂托尔斯泰是蠢猪，可是，据说，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肖像挂在他的办公室里。我是少数民族，是鞑靼人，出生在俄罗斯，这位俄罗斯作家仇恨波兰人和犹太人，我不原谅他。虽然他是天才作家，我也不能原谅他。在沙皇俄罗斯我们流的鲜血、受的欺骗、遭的浩劫太多了。俄罗斯的伟大作家没有权利中伤异族人，没有权利蔑视波兰人、鞑靼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楚瓦人。”

这位白头发、黑眼睛的鞑靼人带着气愤而傲慢的蒙古人的冷笑口气，对马季亚罗夫说：

“您大概读过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吧？大概读过《哥萨克》吧？大概读过《高加索俘虏》吧？这些都是这位俄罗斯伯爵写的。跟立陶宛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一样。鞑靼人有生之日，都要为托尔斯泰祈祷上天。”

维克托看了看卡里莫夫，在心里说：“原来你这样，原来你这样。”

“艾哈迈德·奥斯曼诺维奇，”索科洛夫说，“我非常尊重您对自己民族的感情。但是请原谅，我也因为我是俄罗斯人而感到自豪，请原谅，我喜欢托尔斯泰并不仅仅因为他写鞑靼人写得很好。不知为什么，我们俄罗斯人不能因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差点儿我们要成为黑色百人团了。”

卡里莫夫站起身来，脸上冒出一层汗珠，他说：

“我要对您说实话，真的。如果有实话可说，我为什么要说假话。早在二十年代大批鞑靼族的精英就被杀害了，文化界知名人士全被杀了，如果没忘记这个，就应该想到为什么《作家日记》会成为禁书。”

“不仅杀你们的人，也杀了我们的。”阿尔捷列夫说。

卡里莫夫说：

“消灭的不光是我们的人，还有我们的民族文化。现在鞑靼的知识分子与那些人相比，等于白丁。”

“是的，是的，”马季亚罗夫用嘲笑的口吻说，“那些人不仅创立了文化，而且创立了鞑靼自己的内外政策。”

“你们现在有自己的国家了，”索科洛夫说，“有大学、中学、歌剧院、书籍、鞑靼报纸，都是革命给予你们的。”

“是的，有国家歌剧院，也有国家。可是抓我们进监狱的也是……”

“不过，要知道，如果抓你们的是鞑靼人，你们也不见得好过些。”马季亚罗夫说。

“可是，如果根本没有人抓，不是更好吗？”玛利亚问道。

“噢，玛利亚，你想得太好啦。”马季亚罗夫说。

他看了看表，说：

“哎呀，时间不早啦。”

玛利亚连忙说：

“列昂尼德，在我家睡吧。我给您支起活动床。”

有一次他对玛利亚诉苦说，每当晚上回到家里，一个人也没有，走进空荡荡的黑屋子，感到自己特别孤单。

“好吧，”马季亚罗夫说，“我没意见。彼得·拉甫连季耶维奇，你不反对吧？”

“不反对，瞧你说的。”索科洛夫说。马季亚罗夫又用开玩笑的口气说：

“男主人说得一点热情也没有。”

大家一齐站起来，开始告别。索科洛夫出去送客人，玛利亚压低声音对马季亚罗夫说：

“真不错，这一次彼得·拉甫连季耶维奇听到这类的话没有躲避。在莫斯科，只要一涉及这方面的事，他就闭上嘴巴，一句话也不说。”

她称呼丈夫的名字和父称“彼得·拉甫连季耶维奇”用的是特别亲热、特别尊敬的语调。她晚上常常为他誊写论文，把他的手稿保存起来，把他随便写的一些字用硬纸裱糊起来。她认为他是伟人，同时又觉得他是无用的孩子。

“我很喜欢那位维克托·施特鲁姆，”马季亚罗夫说，“我真不懂，为什么有人认为他是叫人讨厌的人。”

他又用开玩笑的口吻说：

“玛利亚，我发现，他所有的话都是当着您的面说的，您在厨房里忙活的时候，他舍不得运用他的口才。”

她脸朝门口站着，没有作声，就好像没听见马季亚罗夫的话，过了一会儿才说：

“列昂尼德，您怎么啦，我在他眼里只是微不足道的女人。彼得认为他不厚道，认为他可笑、高傲，因此同事们很不喜欢他，有些人还怕他。可是我就不这样看，我觉得他憨厚。”

“憨厚算不上，”马季亚罗夫说，“他对什么人都挖苦，什么人的话他都不赞成。不过他的思想是活泼的，没有僵化。”

“不，他很憨厚，最没有城府。”

“但是，应当承认，”马季亚罗夫说，“彼得就是现在也不说一句多余的话。”

这时索科洛夫走了进来。他听见了马季亚罗夫的话。

“列昂尼德，我对你有一点要求，”他说，“求你不要教训我，还有，求你在我在场的时候不要谈诸如此类的事情。”

马季亚罗夫说：

“你要知道，彼得，你也不要教训我。我说的话我自己负责，你只管你自己的话好啦。”

看样子，索科洛夫本想用很尖锐的话回答他，但是他忍住了，又从屋里走了出去。

“好吧，也许我还是回家好些。”马季亚罗夫说。

玛利亚说：

“您太让我难过了。您该知道他的心是善良的。他会难过得一夜都睡不好。”

她解释说，彼得·拉甫连季耶维奇的心灵是受过创伤的，他经历过许多事情，一九三七年被抓去受到严厉审讯，审讯以后在精神病院住了四个月。

马季亚罗夫一面听着，一面点头，然后说：

“好吧，好吧，玛利亚，我听您的，不走了。”

忽然他又生起气来，说：

“您这话当然有道理，不过，被抓过的不光是您的彼得。还记得，把我关在卢宾卡，关了十一个月吗？在那段时间里，彼得只给克拉娃打过一次电话。这是对亲妹妹的态度吗？还有，他还不准您给她打电话。克拉娃因为这事十分伤心……也许，他是很伟大的物理学家，不过他的心灵却带有奴性。”

玛利亚拿手捂住脸，一声不响地坐着。

“谁也不了解，不了解我因为这事儿有多么难受。”她小声说。

只有她知道，他多么痛恨一九三七年的事以及普遍推行集体化时的惨无人道，只有她知道，他的心灵有多么纯洁。但也只有她知道，他的思想被束缚得多么厉害，他对政府多么顺从，多么俯首帖耳。

因此他在家里非常任性，像老爷一样，玛利亚为他刷鞋子，天热时为他擦汗，在别墅里散步的时候用小树枝儿为他赶蚊子。

维克托还是大学高年级学生的时候，有一次忽然对一位同班同学说：“真无法看下去，全是甜言蜜语，千篇一律。”他说着，把一张《真理报》扔到地上。

他刚刚说过这话，就害怕起来。他捡起报纸，抖了抖灰尘，非常可怜地笑了笑，很多年之后，他一想起那次低声下气的笑，就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过了几天，他又把一张《真理报》递给那位同学，很带劲儿地说：

“格里沙，你看看这社论，写得真棒！”

那位同学接过报纸，用怜惜的口吻对他说：

“可怜的维克托胆子太小啦。你以为我会去汇报吗？”

于是，维克托就在那时候发下誓言：要么沉默，不说危险的话，要么，说出来就不怕。可是他没有守住自己的誓言。他常常失去谨慎，一冲动，就“乱说一气”，一说出来，往往又失去勇气，就想方设法扑灭自己烧起的火星。

一九三八年，在布哈林事件之后，他对克雷莫夫说：

“不管怎么说，我是了解布哈林的，我同他交谈过两次：他聪明过人，和蔼可亲，妙语横生，总而言之，是一个非常纯洁、非常有魅力的人。”

可是他看到克雷莫夫那忧郁的目光，就觉得不安起来，马上又说：

“不过，鬼才知道，间谍，暗探，还有什么纯洁和魅力。简直是卑鄙！”

接着他又激动起来，因为克雷莫夫仍然像刚才听他说话时那样，带着忧郁的神气说：

“因为咱们是亲戚，我可以告诉您：说布哈林是暗探，我无法理解，永远无法理解。”

这时维克托忽然愤恨起自己，愤恨那种使人不能做人的力量，大声叫道：

“天呀，我才不相信这种可怕的事！这些事是我一生中的噩梦。为什么他们要承认，为什么要承认呀？”

但是克雷莫夫不再说了，看样子，他觉得已经说多了……

啊，坦率地说话，说真话，这其中有多么神奇、光明磊落的力量呀！有些人因为说了几句大胆的、没有多加考虑的话，付出了多么可怕的代价！

有好几次，维克托夜里躺在床上，仔细听着大街上的汽车声。柳德米拉光着脚走到窗前，撩开窗帘。她看一阵子，等一阵子，然后轻悄悄地(她以为维克托睡着了）回到床上躺下。第二天早晨，她问：

“你睡得怎样？”

“谢谢，很好。你呢？”

“有点儿闷热。我到窗口去过。”

“噢，噢。”

真不知如何表达夜晚这种无罪而又唯恐大祸临头的感觉。

“维克托，记住，你的话万一有一句传到那地方，你就完啦，我和孩子们也完啦。”

还有一天她说：

“我说不出很多道理，不过，看在上帝面上，你听我的，对谁都不要说什么。维克托，咱们生活在可怕的时代，你什么也算不上。记住，维克托，什么都别说，对谁都不要说……”

有时维克托面前会出现一个人的痛楚而困惑的眼神，这人是他从小就认识的，使人感到可怕的不是老朋友的话，而是那种欲言又止的神情，可怕的是，维克托不敢直截了当地问他：“他们传讯你。你是间谍吗？”

他有时想起自己的助手的脸，有一次他当着这位助手的面很轻率地开玩笑说，斯大林在牛顿之前很久就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

“您什么也没有说，我什么也没听见。”年轻的助手爽快地说。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开这种玩笑？不管怎么样，开这种玩笑是愚蠢的，就好比随便乱敲硝化甘油 [64] 瓶。

啊，自由而爽快地说话的力量呀！这力量就表现在一下子说出来而不害怕。

不论维克托是否了解今日自由交谈的悲惨结果，这些谈话的参与者都是痛恨法西斯、害怕法西斯的……为什么在战争已经打到伏尔加河上，他们都在经受着战争失败的痛苦，战争失败带来可恨的法西斯奴役的时候，仍然没有自由？

维克托一声不响地同卡里莫夫在一起走着。

“很奇怪，”他忽然说，“看外国的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比如海明威的小说，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在谈话的时候不停地喝酒。鸡尾酒，威士忌，朗姆酒，白兰地，然后又是鸡尾酒，威士忌，各种牌子的白兰地，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重要谈话却是在喝茶时进行的。民意派、民粹派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许多事都是靠一杯上等的清茶谈成的，列宁同战友们商讨伟大的革命也是靠一杯清茶。不错，听说，斯大林倒是喜欢白兰地。”

卡里莫夫说：

“是的，是的，是的。如今的谈话也都是在喝茶的时候。您说得很对。”

“就是，就是。马季亚罗夫真有头脑！真够大胆！他说的那一番叫人十分听不惯的话太有意思了。”

卡里莫夫抓住维克托的胳膊。

“维克托，您是否发现，马季亚罗夫有时把微不足道的事情说得过分严重？使我不放心的就是这一点。要知道，他在一九三七年被捕过，关了几个月，又放出来了。那时候可没有放过任何人。无缘无故是不会放的。明白吗？”

“明白，明白，当然明白，”维克托慢悠悠地说，“他是不是拿话来引话？”

他们在拐弯处分了手，维克托朝自己家走去。

“去他妈的，随他的便吧，”他想道，“真希望像人一样说说话儿，不害怕，什么都谈，痛痛快快地谈，不矫饰，不说假话，什么都不在乎……”

幸亏像马季亚罗夫这样能独立思考的人还有，还没有完全灭绝。而且卡里莫夫在分手时对他说的一番话也没有像往常一样使他心里发冷。

他心想，他又忘记对索科洛夫说说他收到的乌拉尔来信了。

他在黑沉沉、空荡荡的大街上走着。忽然出现了一点想法。他马上毫无疑虑地认识到、感觉到这想法是对的。他发现了对于一些似乎不能解释的核现象的新解释，全新的解释，天堑忽然变成通途。多么简单，多么明了呀！这想法极其可亲，极其可爱，似乎不是他想出的，而是自己随便而轻盈地冒出来的，就像一朵水生的白花儿一下子从静静的湖水中冒了出来，他看到这美丽的花儿，不禁赞赏起来……

他忽然想：偏偏在他根本没有想科学上的事，在他很感兴趣的关于人生的争论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的争论的时候，在他的话和交谈者们的话受着苦涩的自由约束的时候，出现了这一想法，真是奇怪，真是意外。

六十七

当你第一次看到卡尔梅克草原的时候，当你坐在汽车上，焦虑不安，心事重重，眼睛漫不经心地看着一座座不高的山冈出现又消失，看着山冈缓缓地从地平线后面浮起来又缓缓地游到地平线后面的时候，这生长着一片片羽茅草的草原似乎显得异常寒碜，异常苦闷……达林斯基觉得，似乎只是一座光秃秃的山冈在他面前一次又一次浮起来，只是一段道路弯来弯去，一次又一次钻到汽车轮胎底下。草原上的骑马人似乎也都是一个样子，都是孤孤单单的，尽管骑马人有的是没有胡子的年轻人，有的是白胡子老头儿，有的骑的是黄骠马，有的骑的是青色的快马……

汽车经过一个个村落和放牧点，擦过一座座小屋，小屋都有小小的窗户，窗户里都有密密的天竺葵，就像生长在玻璃缸里一样，看样子，如果把窗玻璃打碎，如水一般的空气就会向周围流淌开去，天竺葵就会干死；汽车擦过一座座圆圆的、抹了黄泥的毡房，穿过一片片毫无生气的羽茅草、一片片带刺的骆驼草、一片片盐土，擦过一头头用小腿踢得灰尘乱飞的绵羊、一堆堆在风中摇曳的野火……

从城里驱车而来，轮胎里充满了带着城市烟尘的空气，这样的人来到草原上，所看到的一切似乎一律是灰色的、寒碜的，一切都是单调的、一模一样的……刺蓬，大蓟，羽茅，菊苣，艾蒿……被漫长的时间巨轮压平展了的一座座山冈散落在大平原上。卡尔梅克东南部的这片草原正在渐渐变成沙漠，沙漠向东扩展，从埃利斯塔向雅什库，直到伏尔加河口和里海岸边……这片草原具有一个惊人的特点：天与地彼此相望时间太久，以至于变得分不出彼此了，就好比在一起过了一辈子的夫妻，到后来十分相像了。很难分清那一丛丛铝灰色的羽茅是生长在寂寞的淡淡的草原蓝天里，还是草原泛起蓝色的天光；有时旋起一阵轻轻的灰尘，就连天和地也分不清了。看着巴茨湖和巴尔曼扎湖那浓重的湖水，就觉得那是盐碱冒到了地面上；而看着那光秃秃的盐碱地，又觉得那不是土地，是湖水……

在十一月和十二月无雪的日子里，卡尔梅克草原上的道路显得很奇怪：依然是干枯的灰绿色野草，大路上依然飞舞着灰尘，真不知道，这草原是太阳晒干的，还是寒风吹干的。

也许因此这儿常常出现海市蜃楼，这时候空气和大地、水和盐碱地的界限模糊了。这种幻景让旅途中饥渴的人遇见，由于想象的操纵和思想的动向再度幻化，灼热的空气会变成蔚蓝色的、轮廓整齐的石头，光秃的大地会像静静的湖水似的晃动起来，一片片的棕榈树一直铺展到天边，火辣辣的阳光和一团团灰尘混到一起，变成庙堂和宫殿的金灿灿的圆顶……人在疲惫的时刻自己也用天和地创造自己的理想世界。

汽车在大路上，在寂寞的草原上不停地奔驰着，奔驰着。

忽然之间，这空荡荡的草原世界以全新的、完全不同的姿态呈现在人的面前……

卡尔梅克草原！你是大自然最古老、最高明的创作，其中没有一丝矫饰的美，没有任何生硬突兀的线条，这儿朴素而凄怆的蓝灰色调可以和雄伟而悲壮的秋日俄罗斯森林媲美，这儿缓缓起伏的岗峦比高加索的高山更动人心魄，这儿的小湖积满了黑郁郁的、宁静的古老的水，似乎比所有的海洋更能表现水的实质。

一切都会过去，可是这暮霭中巨大的、铁球般的、沉甸甸的太阳，这充满野蒿苦味的风，不会被忘记。还有这草原，将不再贫瘠可怜，必将繁茂富饶……

到了春天，草原上生机盎然，到处是郁金香，草原成了海洋，不过不是波涛怒吼，而是繁花似锦。凶恶的骆驼刺也披上绿装，新生的尖刺还是柔软的，还没有变硬……

夏日的夜晚，在草原上可以看到银河系像摩天大楼一样耸立着：底部是蓝色、白色巨石般的星群，顶部是直插苍茫的宇宙穹顶的一个个球状星团……

草原有一个特别了不起的特点。它永远保持这一本色，从不改变：不论冬天或是夏天，不论在黎明时候，还是在黑沉沉的风雨交加或者月明星稀的夜晚，草原总是首先对人说着自由……草原总是让失去自由的人想起自由。

达林斯基走出汽车，看着走上山冈的一个骑马人。那人身穿长袍，腰上扎着绳子，骑在一匹长毛痩马上，正回头望着草原。那是一个老人，一张脸已经像石头一样僵硬了。

达林斯基向老人家呼唤了一声，走到他跟前，把烟盒递过去。老人家很快地在马上转过整个身子，那动作中既有年轻人的灵活，又有老年人的沉着，他打量了一下拿着烟盒的手，然后打量达林斯基的脸，然后打量他腰上的手枪、他那中校级的三道杠杠、他的漂亮的皮靴。然后伸出细细的褐色手指头，那指头又细又小，简直可以叫做小孩子手指头，他拿了一支烟，在空中转悠了一下。

这位卡尔梅克老汉那一张颧骨很高的、像石头一样僵硬的脸一下子全变了，交错的皱纹里露出两只善良而精明的眼睛。这一双栗色的老眼流露出来的目光同时带有试探和信任的神气，看样子，这目光中包含着某种很好的东西。达林斯基不由得快活起来，高兴起来。老汉的马在达林斯基走近时不友好地竖起耳朵，这时也放下心来，好奇地侧过一只耳朵，后来又侧过另一只，随后那大牙齿的嘴巴和圆圆的大眼睛露出了笑意。

“谢谢。”老人家用细细的嗓门儿说。

他拿手掌在达林斯基的肩膀上抚摩了一会儿，说：

“我有两个儿子，都在骑兵师里，一个已经牺牲了，是大儿子。”

他用手比了比，表示大儿子比马头还高。

“另一个儿子，就是小儿子，”他用手比着比马头低些的地方，“是机枪手，得了三个勋章啦。”

接着他又问：

“你家里还有人吗？”

“我母亲还活着，父亲已经死了。”

“唉，真可惜呀。”老人家摇了摇头。达林斯基心想，老人家难过不是出于礼貌，而是听到这位请他抽烟的俄罗斯中校死了父亲，实心实意地表示同情。

后来老人家忽然吆喝一声，大大咧咧地扬了扬手，那马就极其敏捷、极其轻盈地冲下山冈。

这骑马的老人家奔驰在草原上，想着什么呢：是想着儿子，还是想着仍然待在破旧汽车旁边的俄罗斯中校死了父亲的事？

达林斯基注视着骑马飞驰的老人家，觉得太阳穴里不是血在冲打，而是有话要向外冲：“自由……自由……自由……”

他心里不由得充满了对那位卡尔梅克老人家的羡慕。

六十八

达林斯基是奉命长期出差，从方面军司令部到位于左翼边缘的集团军去。方面军司令部的人都认为到这个集团军里去是一项特别苦的差事，最可怕的是缺水，驻地条件差，供应差，距离又远，路又难走。这一部分军队孤零零地驻扎在里海与卡尔梅克草原之间的沙漠里，方面军司令部不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所以把达林斯基派往该地区，交给他许多任务。

达林斯基在草原上走了几百公里之后，觉得烦闷起来。这儿谁也不考虑进攻，被德国人赶到了天边的这支部队似乎已到了绝境……不久前司令部日日夜夜的紧张情形、对于近期发动进攻的揣测、后备兵力的调动，来来往往的密码电报、司令部通讯中心昼夜不停的工作、北方开来的汽车队和坦克队……是不是梦中的事？

达林斯基听着炮兵指挥员和其他兵种指挥员们灰心丧气的话，看着技术装备情况的资料，视察着各炮兵营和炮兵连，望着士兵和指挥员们无精打采的脸，望着人们慢慢地、懒洋洋地在草原灰尘中移动，渐渐染上此地的寂寞与烦闷。他心想，这下俄罗斯到骆驼生活的草原上来了，来到荒芜的沙丘上，疲惫无力地躺倒在贫瘠的土地上，再也爬不起来，站不起来了。

达林斯基来到集团军司令部，来见高级领导人。

在宽敞而幽暗的房间里，有一个圆脸、秃顶、身穿没有领章的军便服的小伙子正在同两个穿军装的女人打牌。这位中校走进来，小伙子和两个戴尉官领章的女人没有放下手里的牌，只是漫不经心地打量了他一眼，依然很带劲儿地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