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13)(2/2)
恰好在这时候,娜塔莉亚提着篮子走了进来,把一摞一摞的烙饼放到桌子上。斯皮里多诺夫给安德列耶夫和自己各斟了满满的一杯酒,给娜塔莉亚斟了半杯。
安德列耶夫说:
“去年夏天咱们就是这样在果戈理大街弗拉基米罗芙娜家里吃烙饼。”
“看样子,这些饼子一点也不比去年的饼子差。”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那一次吃饭的有多少人呀!可是现在只有外婆,你们两位,再加上我和爸爸了。”薇拉说。
“咱们已经把斯大林格勒的德国佬打垮了。”安德列耶夫说。
“伟大的胜利!可是人付出了多么高的代价。”弗拉基米罗芙娜说。接着又说:“多喝点儿汤,到路上咱们就只能吃干的,接连几天吃不到热的东西了。”
“是啊,路上是很辛苦的,”安德列耶夫说,“上车也很难,连车站都没有,火车都是从高加索开往巴拉绍夫的,在咱们这儿是过路车,车上人非常多,除了军人,还是军人。不过,也从高加索运来了白面包。”
斯皮里多诺夫说:
“像云彩一样朝咱们涌来了,这云彩是怎么来的?是苏联胜利了。”
他心里想,不久前在斯大林格勒发电站还能听见德军坦克的轰隆声,可是现在已经把他们赶到几百公里外。现在战场已经是在别尔哥罗德、丘古耶夫附近,已经是在库班了。
于是他又说起在心里憋得难受的话:
“好吧,就算我是逃兵,但是,该是谁来处分我?就让斯大林格勒的战士们来处分我吧。我在他们面前有愧。”
薇拉说:
“老人家,那一次在您旁边坐的是莫斯托夫斯科伊。”
可是斯皮里多诺夫打断她的话。今天他心里难受得实在憋不住了。他对女儿说:
“我给州委第一书记打了一个电话,想和他道道别,不管怎么说,在整个保卫战时期,在所有的企业领导人中,我是唯一留在右岸的,可是他的副手巴鲁林不给我接电话,说:‘普里亚欣同志没时间和您说话。正忙着呢。’好吧,他忙着就忙着吧。”
薇拉就好像没听到爸爸的话,又说:
“那一天谢廖沙旁边坐的是托林中尉,现在那位中尉哪儿去啦?……”
她非常希望能有谁说他能上哪儿去,他可能还活得好好儿的,正在打仗呢。
假如能听到这样的话,她今天苦恼的心也许会多少得到宽慰。但是爸爸又打断她的话,说:
“我对他说,你也知道,我今天要走啦。他却对我说,好吧,那您就写信吧,有什么话就在信里说吧。好吧,去他妈的吧。来,再喝一杯。咱们在这儿喝酒是最后一次了。”
他端起酒杯,朝着安德列耶夫:
“老人家,过去有什么不周到之处,请多多担待。”
安德列耶夫说:
“瞧你说的,斯皮里多诺夫同志。这儿的工人阶级都舍不得你。”
斯皮里多诺夫干了一杯,沉默了一会儿,就好像沉进了水里。后来就喝起汤来。饭桌上静下来,只能听到吃烙饼的声音,再就是斯皮里多诺夫用汤匙喝汤的声音。这时候小米佳哭了起来。薇拉连忙站起来,走到孩子跟前,把他抱起来。
“弗拉基米罗芙娜,您吃饼呀。”娜塔莉亚像祈求活命一样,恳切地小声说。
“我一定吃。”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斯皮里多诺夫带着得意、醉意和幸福的果断神气说:
“娜塔莉亚,我当着大家的面对您说。您在这儿没什么事可干,还是回列宁斯克把孩子带上,上乌拉尔我们那儿去。咱们在一块儿,在一块儿要好过些。”
他想看看她的眼睛,可是她把头垂得低低的,他只能看到她的额头和好看的黑眉毛。
“老人家,您也上我们那儿去吧。在一块儿要好过些。”
“我还上哪儿去?”安德列耶夫说。“我没有多少劲头儿活了。”
斯皮里多诺夫很快地打量了一下薇拉。薇拉抱着小米佳站在桌旁,在哭。
这一天他第一次看到他就要离开的房屋的墙壁,这时他的揪心的痛苦,因为被撤职,失去荣誉和心爱的工作而勾起思绪,使他快要发疯、气得他不能为保卫战胜利而高兴的处分,他的懊恼和耻辱—这一切顿时全都消失,全都失去意义。
这时和他坐在一起的岳母,他一直热爱又永远失去了的妻子的母亲,吻了吻他的头,说:
“没什么,没什么,我的好孩子,生活还在前头。”
因为从傍晚就生起炉子,整整一夜木屋都很闷热。
一位寄居的女子和昨天刚刚从军医院来她这儿度假的伤员丈夫几乎一夜没有睡。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为的是不吵醒房东老大娘和睡在大箱子上的小姑娘。
老大娘很想睡着,可是睡不着。她生气的是,女房客和丈夫说话的声音很小—这倒是影响了她,她不由得用心听起来,尽可能地把她听到的一些个别的词儿联系起来。
也许,如果他们说话声音大一些,老大娘多少听一会儿,也就睡了。她甚至想敲敲板墙,说:
“你们的声音为什么那样小,怎么,有什么好听的事儿吗?”
老大娘有好几次听出完整的句子,后来声音小得又听不清了。
那名军人说:
“我从军医院里来,就连一块水果糖也没办法带来。不用说在前方了。”
“我呀,”女房客说,“也只能拿素油炒土豆招待你。”
后来他们说话的声音就很小了,一点也听不清了,后来好像女房客哭了。
老大娘听到她说:
“这是我的爱情把你保住了。”
“哼,这坏小子!”老大娘在心里把军人骂了一句。
老大娘迷迷糊糊睡了几分钟,显然是打起鼾来,所以说话的声音大些了。
她醒了过来,仔细听起来,听清楚了:
“皮沃瓦罗夫给我往军医院里来信说,不久前才给了我中校军衔,马上又把我提为上校。集团军司令亲自提名的。要知道,也是他把我提为师长的。还有列宁勋章。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一次战斗,那一次我被埋住了,和在车间里的各营失去联系,还像鹦鹉一样唱歌儿。我有一种感觉,就好像我是骗子。我觉得真不自在,这种情形你都想象不到。”
后来他们显然发觉老大娘不打鼾了,于是说话的声音又小了。
老大娘是独身一人,她的老头子在战前就死了,独生女儿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不和她住在一起。在战争期间老大娘这儿没有住过什么人,她不明白,为什么昨天来了一名军人,她心里就这样七上八下的。
她不喜欢女房客。她觉得女房客是一个没有头脑、不能独立生活的女人。女房客每天起身很晚,她的小女孩穿得很破烂,弄到什么就吃什么。她大部分时间沉默不语,坐在桌边,朝窗外望着。可是有时候她来了兴头儿,就干起活儿来,原来她什么事都会做:又会缝衣服,又能擦地板,还做得一手好菜汤,虽然是城里人,却还会挤牛奶。显然,她是心里有些不自在。她的小女孩也有点儿任性。非常喜欢和小甲虫、蟋蟀、蟑螂玩儿,而且不像别的孩子,她还傻里傻气地吻小甲虫,说故事给小甲虫听,然后把小甲虫放掉,自己就哭起来,又呼喊,又叫唤小甲虫的名字。秋天老大娘从树林里给她带回一只小刺猬,小女孩就时刻不离地跟着小刺猬跑,小刺猬上哪儿,她上哪儿。小刺猬一发出哼哼声,她就快活得发了疯。小刺猬要是跑到五斗橱底下,她就挨着五斗橱坐在地板上等着,并且对妈妈说:“轻点儿,小刺猬睡觉啦。”等到小刺猬跑回树林里,她有两天都不想吃饭。
老大娘总觉得,她的女房客会上吊的,所以她很担心:拿小姑娘怎么办呀?她已经这么大年纪了,可不愿意添麻烦。
“我用不着照应什么人。”她说。她确实提心吊胆,想到哪天早晨她一起来,发现女房客上吊了,她该拿小姑娘怎么办呀?
她认为,女房客是被丈夫扔了,丈夫在前方另找了一个年轻的女子,所以她天天在愁思苦想。丈夫很少给她来信,就是来了信,她也不显得愉快。想叫她说说心里话是不可能的,她什么也不说。邻居一些妇女也发现,老大娘的女房客是一个很古怪的女人。
老大娘跟着丈夫吃够了苦。丈夫又喜欢喝酒,又喜欢吵闹。他打起人来也不像一般人,常常用火叉或者棍子打她。他也打女儿。他不喝酒的时候,也不会使人快活:又小气,又喜欢找碴儿挑毛病,像个老娘们儿一样,盆儿碗儿的事都要管管:这又不对,那又不对。说她做饭做得不好吃,买东西也不会买,挤牛奶也挤不好,床铺也铺得不整齐。而且每说一句话都要骂娘。他把她也教会了,她现在稍有不开心,就骂起娘来。连她心爱的母牛也要骂。丈夫死的时候,她一滴眼泪也没有掉过。他一直把她折腾到老。拿他有什么办法呀,他是一个酒鬼。他在女儿面前也不怕丑,叫人想起来都觉得难为情。打起鼾来像打雷一样,特别是在喝醉的时候。她的母牛也那样喜欢跑,简直太喜欢跑了,一有机会就离开牛群到处跑,一个老年人要是天天跟着它跑,只有累死。
老大娘时而倾听隔壁的悄声低语,时而想想自己和丈夫过的不和睦的日子,在恼恨的同时,也怜惜起丈夫。不管怎么说,他干活儿还是很劳累的,工资也很低。如果没有奶牛,他们的日子就很不好过。而且他死也是因为他在矿井里吸的煤灰太多了。这不是,她还没有死,还活着呢。当年他还从叶卡捷林堡给她买了一串项链,现在女儿还戴着呢……
一清早,小姑娘还没有醒,女房客便和丈夫到邻村去买面包,在那儿可以凭军人乘车证买到白面包。
他们手挽着手,一声不响地走着。要在树林中走一公里半,走到湖边,再顺着岸边往前走。
积雪还没有化尽,变成了淡蓝色。雪成为大块的、毛边的结晶体,呈现出湖水般的淡蓝色。在小丘的阳坡上,积雪在融化,化雪水在路边水沟里哗哗响着。雪的亮光、水的亮光、覆盖着薄冰的水洼的亮光照得人眼花缭乱。亮光是那样强烈,从亮光中穿过,就好像从密密的树丛中穿过。亮光又扰人,又碍事,当他们走到一个冻住的水洼上的时候,被踩疼的冰突然在阳光中闪烁起来,就好像亮光在脚下发出碎裂声,裂成许多尖尖的、带刺的碎光片。亮光在路边水沟里流着,在有石头拦路的地方,亮光膨胀起来,飞溅起来,发出丁丁淙淙的声响。春天的太阳离大地非常近了。空气又清冽又温暖。
他觉得,他的嗓子本来冻坏了,喝酒烧坏了,硝烟灰尘呛坏了,骂娘骂脏了的,现在被这亮光和天上的蓝色洗干净了,涮干净了。他们走进树林里,来到林边几棵松树的树荫下。这儿仍然有薄薄的一层雪没有融化。在松树上面,几只松鼠在绿枝上忙活着,下面,在结了一层冰壳的雪地上,有一大片啃过的松球,还有尖牙咬下的许多碎木屑。
树林里十分宁静,亮光被一层一层的松针挡住,所以没有喧嚷,也不叮叮响,只是小心翼翼地罩着大地。
他们依然一声不响地走着,他们又在一起了,就因为这样,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美好了,春天来了。
他们不约而同地站了下来。两只吃得肥肥的红腹灰雀儿停在枞树枝上。红红的肥胖的胸脯,就像在施了魔法的雪中绽开的两朵花儿。此时此刻的宁静是奇异而美妙的。
在这种宁静中,会想起去年的树叶,想起过去的一场又一场风雨,筑起又抛弃的窠巢,想起童年,想起蚂蚁辛辛苦苦的劳动,想起狐狸的狡诈和鹰的强横,想起世间万物的互相残杀,想起产生于同一心中又跟着这颗心死去的善与恶,想起曾经使兔子的心和树干都发抖的暴风雨和雷电。在幽暗的凉荫里,在雪下,沉睡着逝去的生命—因为爱情而聚会时的欢乐,四月里鸟儿的悄声低语,初见觉得奇怪、后来逐渐习惯了的邻居,都已成为过去。强者和弱者、勇敢的和怯懦的、幸福的和不幸的都已沉睡。就好比在一座不再有人住的空了的房子里,在和死去的、永远离开这座房子的人诀别。
但是在寒冷的树林中比阳光明丽的平原上春意更浓。在这宁静的树林里的悲伤,也比宁静的秋日里的悲伤更沉重。在这无言的静默中,可以听到哀悼死者的号哭和迎接新生的狂欢……
还是黑沉和寒冷的,但是不要多久,大门和栅栏门就要打开,空荡荡的房子里又要热闹起来,又会充满孩子的笑声和哭声,又会响起女人的匆忙而动听的脚步声,满怀信心的男主人就要走进房子里来了。
他们站着,挎着面包篮子,没有说话。
[1]席勒《菲爱斯柯》第三幕第三场的一句台词,意思相当于中文的“狡兔死,走狗烹”。
[2]瓦图京(1901—1944),在卫国战争期间曾任苏军副总参谋长、西南方面军司令,被称为“闪电将军”、“小土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朱可夫、崔可夫齐名的苏联将领。
[3]出自契诃夫小说《带阁楼的房子》。
[4]本雅明是《圣经》中记载的以色列先祖雅各的小儿子。“本雅明”一名来自希伯来语,意为“幸运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