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1/2）

“好，要是明儿天晴，准让你去，”拉姆齐夫人说。“可是你得很早起床，”她补充道。

这话对她的儿子说来，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喜讯，好像此事已成定局：到灯塔去的远游势在必行，过了今晚一个黑夜，明日航行一天，那盼望多年的奇迹，就近在眼前了。詹姆斯才六岁，即使在这样的年龄，他已经属于那个伟大的种族，他们不能把两种不同的感觉分开，一定要让对于未来的期望和它的喜悦与忧愁来给即将到手的事物蒙上一层云雾，对于这种人来说，甚至在幼年时期，感觉的每一次变化转折，都有力量去把那情绪消沉或容光焕发的瞬间结晶固定下来。詹姆斯·拉姆齐席地而坐，剪着陆海军商店的商品目录上的插图，当他的母亲对他讲话时，他正怀着极大的喜悦修饰一幅冰箱图片。连它也染上了喜悦的色彩。窗外车声辚辚，刈草机在草坪上滚过，白杨树在风中沙沙作响，叶瓣儿在下雨之前变得苍白黯淡，白嘴鸦在空中鸣啼，扫帚触及地板，衣裾发出窸窣声——这一切在他心目中都是如此绚丽多彩，清晰可辨，可以说他已经掌握了一种个人的密码，一门属于他自己的神秘语言，虽然从外表上看来，他神色凛然，固执严厉，额角高高的，个性强烈的蓝眼睛坦率正直、纯洁无瑕，看到人类的弱点，他就微微地皱起眉头，因此，他的母亲瞧着他干净利索地剪下那幅冰箱图片，在想象之中，仿佛看到他披着红色的绶带，穿着法官的长袍，坐在审判席上，或者在公众事务的某种危机之中，掌管着一项严肃而重要的事业。

“可是，”他的父亲走了过来，站在客厅窗前说道，“明天晴不了。”

要是手边有一把斧头，或者一根拨火棍，任何一种可以捅穿他父亲心窝的致命凶器，詹姆斯在当时当地就会把它抓到手中。拉姆齐先生一出场，就在他的孩子心中激起如此极端的情绪，现在他站在那儿，像刀子一样瘦削，像刀刃一般单薄，带着一种讽刺挖苦的表情咧着嘴笑；他不仅对儿子的失望感到满意，对妻子的烦恼也加以嘲弄（詹姆斯觉得她在各方面都比他强一万倍），而且对自己的精确判断暗自得意。他说的是事实，永远是事实。他不会弄虚作假；他从不歪曲事实；他也从来不会把一句刺耳的话说得婉转一点，去敷衍讨好任何人，更不用说他的孩子们，他们是他的亲骨肉，必须从小就认识到人生是艰辛的，事实是不会让步的，要走向那传说中的世界，在那儿，我们最光辉的希望也会熄灭，我们脆弱的孤舟淹没在茫茫黑暗之中（说到这儿，拉姆齐先生会挺直他的脊梁，眯起他蓝色的小眼睛，遥望远处的地平线），一个人所需要的最重要的品质，是勇气、真实、毅力。

“但是说不定明儿会天晴——我想天气会转晴的，”拉姆齐夫人说，一面不耐烦地轻轻扭直她正在编织的红棕色绒线袜子。要是她能在今晚把它织完，要是他们明天真的能到灯塔去，那袜子就带去送给灯塔看守人的小男孩，他的髋关节患了结核病；她还要把一大堆旧杂志和一些烟草一起送去，真的，只要她能找到什么搁着没用反而使房间不整洁的东西，她就拿去送给那些可怜的人，他们一定烦闷极了，除了擦拭灯罩，修剪灯芯，整理他们那块园地聊以自娱外，整天就坐在那儿，没事可做。如果你被禁锢在一片网球场大小的岩石上，一困就是一个月，在暴风雨的季节也许更长一点，你会有什么感觉呢？她会这么问道；而且没有信件和报纸，什么人也见不到；如果你结了婚，你看不到自己的妻子，也不知道自己的儿女情况如何——不知道他们是否病了，是否摔断了大腿或胳膊；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你看着单调不变的浪花飞溅，而后可怕的暴风雨来临，窗户上溅满了浪花，鸟儿撞击着那盏塔灯，整块岩礁都在震动，你可不敢把头探出门外，恐怕被巨浪卷入大海；要是遇到那种情况，你又会觉得如何呢？她特别向她的女儿们这样提出问题。因此，她用一种相当不同的语气接着说，必须尽可能给他们一些安慰。

“风向朝西，”无神论者塔斯莱一边说，一边伸开瘦骨嶙峋的手指，让风从指缝里穿过以便测试风向，因为在这傍晚时分，他正和拉姆齐先生在室外的平台上来来回回地散步。换句话说，要帆船向灯塔靠拢，这是最不利的风向。是的，他老是说些不中听的话，拉姆齐夫人想道，这个人真讨厌，他又在重复拉姆齐先生说过的话，那会使詹姆斯更加失望；但是，在另一方面，她又不愿让孩子们嘲笑他。他们都称他为“无神论者”，“那个渺小的无神论者”。露丝讥笑他；普鲁嘲弄他；安德鲁、杰斯泼和罗杰挖苦他；甚至那条掉了牙的老狗贝吉也咬过他。塔斯莱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照南希的说法，是因为他已经是一路追随他们直到希布里堤群岛的第一百一十位小伙子了，要是能让他们清静独处，那可要好多了。

“胡说，”拉姆齐夫人十分严厉地说。他们从她那儿学到了夸大其词的习惯，他们暗示（那倒也的确是事实）她邀请了太多的客人，甚至别墅里都住不下了，不得不把一些客人安置到城里去；撇开这些不谈，她不能容忍任何人对她的客人无礼，尤其是对那些一贫如洗的青年男子，她的丈夫说他们“才艺超群”，他们是他的崇拜者，是到这儿来度假期的。她的确把所有的异性都置于她的卵翼之下，对他们爱护备至；她自己也说不上来，这是为了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他们的骑士风度、英勇刚毅，也许是因为他们签订了条约、统治了印度、控制了金融，显示了非凡的气魄；归根结蒂，还是为了他们对她的态度，一种孩子气的信赖和崇敬；没有一个女人会对此漠然置之而不是欣然接受；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可以坦然接受青年男子的这种敬慕之情而不失身分，要是年轻姑娘受到这种崇拜，那可是一场灾难——谢天谢地，她的女儿们可千万别受到这种崇拜！——一位姑娘不会刻骨铭心地感受它的价值和内涵！

她回过身来严厉地训斥南希。塔斯莱先生并未追随他们，她说。他是被邀请来的。

他们得想个办法来解决所有的问题。也许会有更简单的办法，更省力的办法，她叹息道。她在镜中看到自己灰白的头发、憔悴的面容，才五十岁啊，她想道，也许她本来有可能把各种事情安排得好一点——她的丈夫；家庭经济；他的书籍。至于就她个人而论，她对自己所作的决定，绝对不会有丝毫的后悔，她从不回避困难，亦不敷衍塞责。她的女儿普鲁、南希、露丝的目光离开了她们的餐盘，抬起头来望着她，在她严厉地说了关于查尔士·塔斯莱的那几句话以后，她有点儿令人望而生畏，她们现在只能默默地玩味着她们的非正统观念，这些观念是她们在和她不同的生活中培养出来的，也许就是在巴黎的生活，一种更为自由奔放的生活；她们认为不必老是关心照料那些男人，因为，对于尊敬妇女和骑士风度，对于不列颠银行和印度帝国，对于戴指环的手指和饰花边的结婚礼服，她们在心中都默然提出疑问，虽然对她们说来，这一切包含着某种在本质上非常美丽的东西，它唤醒了埋藏在她们少女心中的男子气概，并且使她们在母亲的注视之下，坐在餐桌旁边，对她那种异常的严厉态度和极端的谦恭有礼肃然起敬，就像看到一位皇后从泥巴里抬起一个乞丐肮脏的双脚，用清水把它们洗净，当她们说起那个讨厌的无神论者一路追随她们——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被邀请——到这个群岛来和她们共度假期时，母亲的谆谆告诫，使她们肃然起敬。

“明天不可能到灯塔去，”塔斯莱啪的一声合拢他的双手说道。他正和她的丈夫一起站在窗前。真的，他也该说够了！她真希望他和丈夫继续谈天，别来打扰她和詹姆斯。她对着他瞧。孩子们说，他驼背弓腰，两颊深陷，真是个丑八怪。他连板球也不会玩；他笨拙地拨弄球板，推来挡去，瞎打一通。安德鲁说他是个专爱挖苦别人的畜生。他们知道他最大的嗜好是什么，那就是和拉姆齐先生一起不停地来回踱步，一面唠唠叨叨地说什么某人赢得了这个荣誉，某人获得了那项奖金，某人是“第一流的”拉丁文诗人，某人“颇有才华，但我认为他的论断基本上缺乏依据”，某人毫无疑问“是巴里奥的学者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某人暂时在布列斯托或贝特福德韬光养晦，等到他涉及数学和哲学某些方面的那篇论文公开发表之日，他势必闻名遐迩，拉姆齐先生如果有意拜读，他身边正好有这篇大作第一部分的清样。他们俩扯的净是这些事儿。

想到塔斯莱先生的咬文嚼字，她自己有时候也忍俊不禁，哑然失笑。记得有一天，她顺口说了句“大浪滔天”之类的话。是的，查尔士·塔斯莱说，是稍为有点儿风浪。“您的衣服都湿透了吧？”她问道。塔斯莱把衣服拧了拧，把袜子摸了一下说：“是有点儿潮，可没湿透。”

但是，孩子们说，他们所厌恶的倒不是这些，不是他的容貌，不是他的言谈举止，而是他本身——他看问题的观点。孩子们抱怨说，每当他们兴高采烈地谈论什么有趣的事情，譬如人物啦，音乐啦，历史啦，或者说今日傍晚气候宜人，为什么不在室外多坐一会儿啦，那个塔斯莱先生总要插嘴，唱几句反调；他老是自吹自擂，贬低别人，你说东他偏说西，不把别人的意见全盘否定，他不会心满意足，善罢甘休。他们说，他甚至会在参观美术画廊时问人家是否喜欢他的领带。天晓得！露丝说，才不喜欢呢！

刚吃完饭，拉姆齐夫妇的八个儿女就像小鹿一般悄悄地溜走了，他们躲进了自己的卧室，那儿才是他们自己的小天地，在整幢屋子里，再也没有别的隐蔽之处，可以让他们展开争论了，他们在那儿把各种事情都一桩桩地议论一番：塔斯莱的领带；一八三二年的英国议会选举法修正案；海鸥与蝴蝶；各种人物等等。孩子们的卧室就在屋子的顶楼，各室之间仅有一板之隔，每一声脚步响都清晰可闻，当孩子们喋喋不休地争论之时，阳光照进了这一间间小阁楼，那瑞士姑娘正在为她住在格立森山谷身患癌症奄奄一息的父亲低声啜泣，阳光把房间里的球拍、法兰绒衬衣、草帽、墨水瓶、颜料罐、甲虫和小鸟脑壳都照亮了，阳光照射到一条条钉在墙上的海藻，使它们散发出一股盐分和水草的味儿，在海水浴后用过的、黏着沙砾的毛巾上，也带有这种气味。

争吵，分歧，意见不合，各种偏见交织在人生的每一丝纤维之中；啊，为什么孩子们小小年纪就已经开始争论不休？拉姆齐夫人不禁为之叹息。他们实在太喜欢评头品足了，她的孩子们。他们简直胡说八道，荒唐透顶。她拉着詹姆斯的手，离开了餐室；只有他不愿和哥哥姐姐们一块儿走开，总是依傍着母亲。她觉得简直有点儿荒谬——天晓得，人们的分歧已经够多的了，他们为什么还要人为地制造分歧？真正的分歧，她站在客厅窗前想道，已经够多的了，实在太多了。在那一瞬间，她想到人生的贫富悬殊，贵贱不同，区别何其显著；她怀着一半内疚、一半崇敬的心情，想起了她的子女从她那儿继承的高贵血统；因为，在她的血管中，不是奔流着那带有神话色彩的意大利名门望族的高贵血液吗？意大利的大家闺秀们，在十九世纪分散到英国各地家庭的客厅里，她们谈吐风雅，热情奔放，令人倾倒；而她所有的机智、毅力和韧性，都是来自这些先辈，不是来自感觉迟钝的英国人，或者冷酷无情的苏格兰人；然而，更加引起她深思的，却是另外那个问题，她在这儿和伦敦每时每刻都亲眼目睹的那种贫富悬殊的景象。当她挽着一只手提包，亲自去访问一位穷苦的寡妇或一位为生存而挣扎的妇女之时，她手里拿着笔记本和铅笔，仔细地、分门别类地一项一项记录每家每户的收入和支出、就业或失业的情况，她希望自己不再是一位以私人身分去行善的妇女（她的施舍一半是为了平息自己的愤慨，一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她希望自己成为她不谙世故的心目中非常敬佩的那种阐明社会问题的调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