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2/2）
“我知道，我知道。”她的眼神突然呆滞，流露忧虑。
“我不担心乌拉，”我说，语气更轻柔，“我担心你。如果莫德纳回来，你要待在阿布杜拉身边一阵子，或我身边。”
她看着我，紧抿双唇，想说什么却说不出口，或不愿说出口。
“说说这场戏？”我建议，想把我们带离乌拉渐渐沦入的寒冷黑色漩涡生活。“这部电影在演什么？”“发生在夜总会，或至少是电影版的夜总会。男主角从有钱的政治人物那里偷了一件珠宝，嗯……大概是，然后跑到这里躲起来。他看到那女孩，也就是姬米，在演大型歌舞剧，迷上她。警察出现时，他把珠宝藏在她的假发里。接下来的情节演他如何想办法接近她，取回珠宝。”她停下，端详我的表情，想解读我眼神的意思。“那……我猜你觉得那有点蠢。”
“没有，我不这么觉得，”我大笑，“我喜欢这部戏，彻头彻尾喜欢。在真实世界里，那个男人会直接痛打她，取回珠宝，甚至可能会开枪射她，我比较喜欢宝莱坞版的世界。“我也是，”她说，大笑，“我喜欢那样的世界，喜欢他们用彩绘帆布和细木条拼凑出来的世界，他们……就像是在制造梦境之类的东西。我知道那戏叫人觉得煽情，但我是说真的，我喜欢这个世界，林，我不想回去另一个世界。”
“嘿，林！”有人从背后叫我。原来是昌德拉·梅赫塔，制片人之一。“耽搁你一分钟？” 我离开莉萨与那群德国游客，到一台金属起重机下见昌德拉·梅赫塔，树状的明晃晃灯光由起重机撑住。他反戴棒球帽，松紧带紧箍住头，让他的胖脸显得更圆。大肚脯下是褪色的反vis 牛仔裤，克塔长衫从上往下，几乎把大肚子完全盖住。密闭制片场有点潮湿的空气，让他汗流侠背。
“嘿，老哥，如何？我一直想见你，yaar 。”他说话的声音让人觉得别有居心。“我们去外面透透气，我热得快把他妈的红利都烧光了，yaar 。
我们在金属圆顶建筑之间漫步，穿着戏服的演员和拿着道具、器材的男子，与我们擦身而过。途中，九个漂亮的跳舞女郎，身穿怪异的羽毛戏服，经过我们身边，要去某个隔音摄影棚。我不禁转过头去，身体健止民着转，最后竟往回走了一小段。昌德拉·梅赫塔连正眼都没有瞧她们一眼。
“嗯，林，我想跟你谈的是……”他说。我们走着时，他轻碰我手肘。“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是个生意人，在美国有不少生意。achaa （嗯），怎么说呢··… 他碰上卢比换美金的现金流问题，yaar 。我很希望你·一有人告诉我，现金不流动时，你帮得上忙。”“我想，那笔现金应该换成美金，流动才顺畅？”“对，”他微笑，“很高兴你了解他的问题所在。
“回堵的情形有多严重？”
“哩！我想大概一万块应该就能打通。
我把哈雷德·安萨里目前的美元汇率告诉他，他同意那条件。我跟他谈好，隔天在制片场见他。我要他把那些比等值美元还要大捆的卢比纸钞放在软背包里，等我骑摩托车去收。我们立刻握手成交，想着我所代表的那个人：阿布德尔·哈德汗大人，昌德拉或我都绝不会提到他名字的那个人，我握手时施加了让对方稍不舒服的力道。我只是要让他感到微痛，隐约的些许疼痛，但那使他更加专注地注视我和善微笑上面冷酷的眼神。
“昌德拉，如果你知道会把事情搞砸的话，就连试都不要试。”我警告道，被捏疼的感觉从他的手上传到他眼睛里。“没有人喜欢被耍，特别是我那些朋友。
“呢，当然不会，巴巴！”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但难掩眼中的惊恐之色。“没问题，koi bahlnahi ！放心！我很感激你能帮我，我的……怎么说，帮我的朋友解决问题，yaaro 我们慢慢走回隔音摄影棚，发现莉萨和昌德拉的制片同僚在一块。“嘿，老兄！你行的！”克利夫向我打招呼，抓住我的手臂，把我拉往夜总会片场的那些桌子。我望向莉萨，她只是举起手，向我示意：你自己看粉办吧，老兄。“怎么回事，克利夫？”“我们还需要一个男的，yaar 。需要一个男的白人，坐在那两个可爱的女孩中间。”“呢，不要。”我不肯，想挣脱他的手，又怕会伤到他。我们来到桌边，那两个德国女孩站起来，伸手把我拉往她们中间的位子。“我不行！我不会演！我怕镜头！我不要！” ” na , ko&039;schon! h?r&039;auf ! ” （得了吧，拜托！）其中一个女孩用德语说，“你昨天不是才告诉我们这有多容易，na ? ”她们很迷人。我挑中他们那帮人，因为他们全是健康迷人的男女，那笑容正在诱惑我加入。我突然想到那代表什么意思：身为澳大利亚通缉要犯的我，顶着逃亡身份，在至少十个国家约三亿人会看到的电影里竟然饰演一角，那可是件既蠢又危险的事。
“呢！有何不可。”我耸耸肩。
克利夫和舞台工作人员后退，演员各就各位。明星昌基·潘迪是孟买人，英俊、健美、年轻。我在跟印度朋友看过的一些电影里看过他，发现他本人比银幕上更英俊、更有观众缘，教我颇为惊讶。一名化妆助理举起镜子，让昌基梳理他的三千烦恼丝。他凝视镜子，眼神之专注，就和外科医生在执行复杂而重要的手术过程时一样。“你错过了最精彩的部分，”其中一个德国女孩小声对我说，“这家伙花了很多时间，才学会跳这场舞。他ng了好多次，每次一ng，拿着spiel……就是镜子的那个矮子就会跳出来，然后我们就看着那家伙再把头发梳一遍。如果把那些nc 画面和那个矮子拿着镜子让那家伙梳头发的画面全拍下来，我告诉你，光是那样，就能拍成一部卖座喜剧。”
摄影师一眼对着镜头，定住不动，导演站在他旁边，对灯光组人员下达最后指示。导演助理一个手势，要求全场安静。摄影师宣布开拍。
“音乐！”导演下令，“开拍！”几只体育馆级的大喇叭放出音乐，在片场发出砰然巨响。那是我听过最大声的印度电影音乐，但我喜欢。姬米·卡特卡尔等所有舞者，以夸大的动作走上人造舞台。
姬米从舞台一边轻快地走到另一边，再一一走过每张桌子旁边，全程跳舞，配合音乐对嘴唱歌。男主角加入共舞，然后扮演警察的演员出现，男主角钻到桌下。这场戏在整部电影里只占五分钟，却花了一整个早上排演，花了大半个下午拍摄。我的演艺处女作，其实只出现在两个一闪而过的画面。当姬米跳着整套诱人的舞步，停在我椅子背后时，镜头有两次捕捉到我开心的微笑。
我们叫了两辆出租车送那些外国游客回去，莉萨坐我的摩托车回城里。那是个相当热的傍晚，她脱掉外套上车，扯掉长发上的发夹。她双手环抱我的腰，脸颊贴在我的背上。她是个好乘客，是那种绝对信赖驾驶的骑车本事，而且将自己与驾驶的身体融为一体的乘客。隔着我的白色薄衬衫，我感觉到她紧贴在我背上的胸部。我的衬衫迎着暖风敞开，她的双手抓着我腰部紧实的皮肤。我骑摩托车从不戴安全帽。后座扣有一只安全帽，供乘客使用，但她选择不戴。当我们等车子过去或转弯而停下，强风偶尔会把她长而卷的金发吹到我肩膀上，吹进我嘴里。马鞭草花的香味，在我唇上久久不散。她的大腿轻轻贴着我，好似准备或威胁要使出她大腿所有的力气夹住我。我想起记忆中的另一双大腿，那晚在卡拉屋里，贴在我手掌上柔滑如月光的肌肤。就在这时，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在摩托车停下等红绿灯时，她开口说话。“那个小孩后来怎么了？”“哪个小孩？”
“那天晚上跟你在一块的那个，记得吧！在卡拉家里。”
“他很好。我上礼拜在他伯父家里见过他。他长大很多，长得很快，现在在上私立学校。他不喜欢学校，但他最后会接受的。”
“想他吗？”
绿灯了，我换档，催油门，驶进十字路口。我没答话。我当然想念他，他是个好孩子。但我也想念女儿，想念妈妈和我所有的家人。我想念朋友，想念我所有的朋友，在绝望的那几年里，我认定不可能再见到他们。对我而言，想念我所爱的人，犹如在哀痛死去的人，而且还更悲惨许多。因为，就我所知，他们都没死。我的心，有时是满布墓碑的墓园，而石碑上一片空白。每个夜晚，独自一人在屋里时，那份哀痛和想念往往压得我透不过气。梳妆台上有一叠叠钞票，有刚伪造好的，可送我到任何地方的护照。但我无处可去。不管到哪里，都见不到我心爱的人，那些失去联系或永远消失的人。因此，不管到哪里，都没有意义，没有归属，没有爱。
我是逃犯，已从人间蒸发；我是失踪者，在行动中失踪。但在我逃亡的心灵里，他们才是失踪者。在我逃亡期间，失踪的是我曾熟悉的那整个世界。逃亡之人奔跑，忍痛想毁掉过去，想连带毁掉所有蛛丝马迹，那些会泄漏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来自何处、哪些人曾爱过他们的痕迹。然后他们跑进自我弃绝的境地，以求存活，但总是失败。我们能否认过去，但无法躲避过去的折磨，因为过去是个会说话的影子，亦步亦趋地跟着我们，时时提醒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直到我们死去为止。
我们骑着车，从满天晚霞的傍晚，骑到蓝黑的夜幕升起。我们随着海风冲进光的隧道，落日的长袍从这城市的肩上滑落。莉萨的双手在我坚实的皮肤上移动，像是海水不断袭来，波涛汹涌。在我们共骑时，有那么片刻，我们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欲望，一个以妥协收场的承诺，一张品尝涓滴流下的危险与喜悦的嘴。然后某种东西，或许是爱或恐惧，在渐暖的风中低语，驱策我做出选择：这是如此年轻、自由，好像你将永远这般。
“我该走了。”
“不进来喝杯咖啡或什么的？”她问，站在她公寓门口，手拿着钥匙。“我该走了。”
“你跟卡维塔说的那个故事，她真的很感兴趣，贫民窟那两个女孩的故事。那两个死而复生的女孩，她就讲了这些，蓝色姐妹花，她如此称呼她们。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说，但那名字取得很棒。”
她在找话说，把我留住。我凝视她天蓝色的眼睛。
“我该走了。”
两个小时后，我毫无睡意，她吻别时嘴唇的温润犹存，所以电话铃响时，我不觉得诧异。
“你能不能立刻过来？”我拿起电话时，她说。
我没出声，努力想找个欲拒还迎的说辞。
“我找过阿布杜拉，但他没回。”她继续说，然后我听到她的声音里有屈服、惊吓和茫然。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碰上麻烦了，有麻烦事……”
“是毛里齐欧？你没事吧？
“他死了，”她小声而含糊地说，“我杀了他。”
“还有别人在吗？”
“别人？”她含糊重复道。
“还有其他人在那里，在你公寓里吗？”“没有。我是说，有，乌拉在这里，还有他在地板上。那是……”
“听好！”我以命令的口吻说道，“锁上门，别让任何人进来。”
“门被撞坏了，”她小声说，声音愈来愈微弱，“他破门而入时，把锁撞坏了。”“好，拿东西顶住门，椅子或什么的。门不要开着，等我到。”
“乌拉很慌张，她……她很难过。”
“不会有事的，一定要堵好门，别打电话给任何人。别跟任何人讲，别让任何人进来。饱两杯咖啡，多放点牛奶和糖——四勺，和乌拉坐下来喝。如果她需要，给她一杯烈酒。我这就去，十分钟内会到。撑下去，保持冷静。”
夜里，我骑上摩托车，穿过拥挤的街道，蜿蜒驶入通亮的灯海中，脑中一片空白，没有恐惧，没有忧虑，没有兴奋的颤抖。用安全的最大速度狂级，每次换档都猛催油门 ，让转速表的指针一下子就跑到最高转速的红区。而那正是卡拉、狄迪耶、阿布杜拉和我，我们每个人，正在做的事，只是每个人的做法不同。我们都正以安全的极速在狂帆生命，还有莉萨，以及毛里齐欧，都正在让指针转到红区。
在金沙萨，有个荷兰佣兵告诉我，他唯一一次不再恨自己，是在他面对的危险变得极大，大到他在不假思索或毫无感觉的情况下，马上付诸行动的时候。我真希望他没跟我说过这句话，因为我完全了解他的意思。那一晚我骑车咫车时，心中平静得几乎像是不起一丝涟漪的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