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2)
1937年,莫斯科
沃洛佳·别斯科夫缩着头,在漫天飞雪中从莫斯科河的桥上走过。他穿着厚重的长大衣,戴着皮帽,脚上蹬着皮靴。莫斯科很少有人能穿得这么好。沃洛佳很幸运。
沃洛佳的鞋子都很好。沃洛佳的父亲格雷戈里是个军队指挥官。格雷戈里算不上那种特别有抱负的人:尽管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英雄,和斯大林的私交也很好,但他的事业在二十多岁时陷入了停滞。尽管如此,别斯科夫一家还是生活得非常安逸。
沃洛佳本人非常有抱负。大学毕业以后,他进入军事情报学院进修。一年以后,他被调到了红军情报总部。
在柏林和沃纳·弗兰克的相遇,使他交上了好运。因为父亲是苏联驻德国使馆的军事参赞,沃洛佳和沃纳上了同一所初中,只是沃纳的年级比他低。得知沃纳痛恨法西斯主义以后,沃洛佳告诉他,他可以为苏联做间谍以反抗纳粹的统治。
两人相识时沃纳只有十四岁,不过现在他已经十八岁了。沃纳供职于空军部,比原先更痛恨纳粹。他有一个功率很大的无线电交换机和一个密码本。他既聪明又勇敢,冒着天大的风险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沃洛佳是他的线人。
四年来,沃洛佳一直没有见到沃纳,但沃洛佳却清晰地记得沃纳的样子。沃纳个子很高,有一头金发,外表和行为举止都比实际年龄显得老练,早在十四岁时,他已经懂得怎么和女孩打交道了。
沃纳最近向他私下泄露,德国在莫斯科使馆的外交官马库斯其实是个秘密的共产党员。沃洛佳找到马库斯,把他发展成了间谍。几个月来,马库斯向沃洛佳提交了一系列报告。沃洛佳把这些报告翻译成俄语,递交给自己的上司。最近的一份报告非常有趣,详述了支持纳粹的美国商界领袖如何用卡车、轮胎、汽油等物资支持右翼西班牙叛军。其中提到,敬仰希特勒的德士古石油公司总裁托基尔德·里贝尔不顾罗斯福总统的恳请,公然用公司的邮轮为叛军运送石油。
沃洛佳要去见马库斯。
他沿着库图佐夫斯基路往前走,然后折向基辅路车站。他们今天的碰头地点是靠近车站的工人酒吧。他们从不在同一个地方重复碰头,但是会在上一次碰头结束时约定下一次的地点:沃洛佳很注意谍报工作中的这类细节。他们总是去马库斯的外交界同事从来不可能去的廉价酒吧和咖啡厅。如果马库斯被德国的反间谍工作者怀疑和追踪的话,沃洛佳一定马上会知道,因为这样的人在顾客中会非常显眼。
今天他们碰头的地方是乌克兰酒吧。和莫斯科的许多建筑一样,这是幢木结构的房子。酒吧的窗户蒙上了一层雾气,因此里面至少是温暖的。不过沃洛佳没有马上进门,必须先采取些防备措施。他横穿街道,走进对面那幢公寓的入口。他站在冰冷的楼道里,通过一扇小窗观察着对面的酒吧。
他不知道马库斯今天会不会出现。过去马库斯总会按时到达约定地点,但沃洛佳无法保证他今天也会如约前来。他出现的话,又会带来何种信息呢?西班牙是当今国际政治的热点,但红军谍报机构同样很关心德国的军备。德国每月能生产多少辆坦克?每天能生产多少架毛瑟34型机关枪?德国的亨克尔he111型轰炸机有多大威力?沃洛佳希望把这类信息传达给自己的上司莱米托夫上校。
半小时过去了,马库斯依然没有出现。
沃洛佳开始担心了。马库斯被人发现了吗?他是大使的助理,能看大使办公桌上的所有文件,但沃洛佳让他想法去看另外一些文件,尤其是军事参赞的来往信件。他犯错了吗?有人注意到马库斯在偷看与己无关的来往电报了吗?
这时马库斯出现在了街道上。他戴着眼镜,穿着奥地利样式的深橄榄色大衣,白色雪花不断地落在他的棉布大衣上。沃洛佳看着他走进了乌克兰酒吧,但他还是等在外面,监视着街道上的情况。一个男人跟在马库斯后面走进酒吧,沃洛佳皱起了眉头。但观察了一会以后,沃洛佳觉得这人应该是一个普通的苏联工人,不是什么德国的反谍报人员。他身材瘦小,贼眉鼠眼,穿着掉了线的大衣和破旧的靴子,还不断用袖管擦着鼻涕。
沃洛佳过街走进酒吧。
酒吧里都是烟味,满地都是垃圾,有一股不经常洗澡的人散发出来的臭味,墙上的廉价镜框里挂着一幅褪色的乌克兰水彩画。这时正是中午,酒吧里顾客不多。唯一的女人像是个刚宿醉醒来的中年妓女。
马库斯坐在酒吧后部,弓着腰拿着杯没什么酒味的啤酒。他三十多岁,因为留了胡须,看上去年纪要大一些。他解开大衣的扣子,露出衬里的毛料,贼眉鼠眼的苏联人和他隔着两个桌子,正在卷一根香烟。
沃洛佳走到马库斯的桌旁,马库斯突然站起来,照着他的嘴就是一拳。
“浑蛋!”他用德语大骂,“你这个王八羔子!”
沃洛佳非常震惊,一时间愣在那里。他的嘴唇破了,唇齿间散发出血腥味。他条件反射地想伸臂回击,但很快又把手臂收回去了。
马库斯又一次挥拳过来,但这次沃洛佳有了防备,他一猫腰躲过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马库斯高声斥问,“究竟为什么?”
接着他突然身子一软,跌坐在桌边的椅子上。他把脸埋在手中,大声哭了起来。
沃洛佳张开出血的双唇,“傻瓜,别闹了。”他说。接着,他转身对其他瞠目结舌的顾客说:“没事,他只是有点心烦意乱而已。”
其他顾客把目光抛向一边,有个人甚至离开了。莫斯科人从来不想自找麻烦。如果两个醉鬼打架,其中一个在党内很有权势的话,当和事佬也会有危险。其他人从沃洛佳穿着的大衣可以看出,他就是这样的人物。
沃洛佳转身看着马库斯,用低沉的声音吼道:“你他妈的究竟是怎么回事?”马库斯的俄语很烂,因此沃洛佳说的是德语。
“你们逮捕了伊莉娜,”马库斯哭着说,“你们这群浑蛋,还用烟蒂烫她的胸部。”
沃洛佳皱起眉。伊莉娜是马库斯的苏联女朋友。沃洛佳逐渐了解了整件事,产生了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我没逮捕伊莉娜,”他说,“她受伤的话,我也会很难过,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母亲告诉我,那伙人半夜里闯进了她们家。他们没说自己是谁,但不是一般的警察——衣着都很考究。伊莉娜不知道她被带到了什么地方。他们问她关于我的事情,说她是个间谍。他们折磨她,强奸她,然后把她扔到了大街上。”
“该死,”沃洛佳说,“我真的很难过。”
“你会难过吗?这种事除了你,还有谁会做呢?”
“我向你保证,这事和军方的情报机构无关。”
“无论是谁做的都没什么两样,”马库斯说,“我和你完了,我不再相信见鬼的社会主义了。”
“在反对资本主义的过程中,的确会出现一些误伤。”这话说得连沃洛佳自己都觉得有点假惺惺。
“你这个傻瓜,”马库斯忿忿地骂了一句,“你难道以为社会主义真能和这种肮脏事绝缘吗?”
沃洛佳抬起头,看见一个穿着皮外套的彪形大汉进了门。沃洛佳本能地感觉到,这个人不是来这儿喝酒的。
要出事了,但沃洛佳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沃洛佳刚做这种工作,像只迷失的羊一样感到完全没有经验。他觉得自己也许身处险境,但不知该怎样应付。
刚进来的大汉走到沃洛佳和马库斯的桌前。
这时,那个贼头鼠眼的男人也站了起来。他和沃洛佳年龄相仿。虽然衣衫褴褛,但说话很有教养。“你俩都被捕了。”
沃洛佳狠狠地骂了一声。
马库斯立刻站了起来。“我是德国使馆的商务参赞!”他用不合文法的俄语说,“我有外交豁免权,你们不能抓我!”
其他顾客迅速离开酒吧,推搡着出了门。留下的只有两个人:拿着脏抹布擦拭吧台的侍者和看着空空的伏特加酒杯,叼着根烟的妓女。
“你们也不能逮捕我,”沃洛佳平静地说。他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我是军队情报机构的别斯科夫中尉,你们都他妈的是些什么人?”
“我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德沃尔金。”
穿着皮外套的男人说:“我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贝里佐夫斯基。”
沃洛佳呻吟一声。他早该知道这些人是秘密警察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军队情报机关职责相仿,他早就听人说过两个组织经常有互相干扰的情况,但这还是他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沃洛佳对德沃尔金说:“折磨他女朋友的应该是你们这伙人吧。”
德沃尔金用袖子擦了擦鼻子,显然这个令人不快的习惯并不是他的伪装:“她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这么说,你们烫伤了她,却什么都没问出来。”
“她很幸运。如果是间谍的话,情况会更糟些。”
“你们难道没想过先和我们沟通一下吗?”
“你们哪回先和我们沟通过了?”
马库斯说:“我要走了。”
沃洛佳非常绝望,他眼看要失去这个有价值的情报源了。“千万别走,”他请求道,“我们会想办法补偿伊莉娜的,我们会把她送往莫斯科最好的医院——”
“去你妈的,”马库斯说,“你永远别想再见我了。”说完他出了酒吧。
德沃尔金显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想让马库斯走,但逮捕他会让自己显得很傻。最后,他对沃洛佳说:“你不该让人这么对你说话,这让你看上去很软弱。他们应该对你表示出尊敬。”
“你这个浑蛋,”沃洛佳说,“你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吗?那人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用的情报——由于你们的愚蠢,他再也不会为我们工作了。”
德沃尔金耸了耸肩。“就像你说的那样,反对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有时难免会出现些误伤。”
“你饶了我吧。”沃洛佳离开了酒吧。
过河时,沃洛佳略微有些犯晕。他吃惊于内务人民委员会对无辜女人所犯的发指罪行,也失去情报源而沮丧。他跳上辆电车:他目前的级别还不足以拥有汽车。电车冒着风雪开往情报中心时,沃洛佳陷入了沉思。他必须向莱米托夫上校汇报,但是他犹豫了,不知道该如何报告这件事。他需要向莱米托夫表明应该受到责备的不是他,还不能让莱米托夫觉得他是在找借口。
红军军事情报中心位于霍登卡机场一隅,扫雪车不断在机场跑道上扫雪,使跑道保持通畅。情报中心的大楼很奇特:主楼是外墙上没窗的两层楼建筑,旁边的空地上矗立着一座九层办公楼,一根竖着的手指头。不能带打火机和圆珠笔进大楼里,它们会触发入口处的金属探测器,因此军队给在大楼里工作的军官们每人配发了一个打火机和一支圆珠笔。皮带上的金属扣也会触发金属探测仪,因此大多数男士们穿的都是吊带裤。大楼里的安保措施其实都是多余的,莫斯科人会想尽一切办法远离这幢建筑,没有人疯狂得想前来一窥究竟。
沃洛佳和其他三个副官共用一间办公室。他们的铁制办公桌各占了办公室的一道墙。沃洛佳的办公桌挡住了大半扇门,只留有狭小的空间供人进出。办公室里最爱插科打诨的卡尔门看着他打肿的嘴唇说:“让我猜猜——必定是她丈夫早回家了吧!”
“别多嘴多舌!”沃洛佳说。
桌子上放着无线电部门的秘密电文,密码下面用铅笔写着破译过来的德文单词。
密电来自沃纳。
沃洛佳的第一反应是害怕。马库斯把伊莉娜的遭遇报告给沃纳,劝他退出谍报活动了吗?今天如果再遭受一次打击,那就太不幸了。
但这次传来的消息令人欣慰。
沃洛佳看得越来越兴奋。沃纳告诉他,德国军方决定派些间谍去西班牙,伪装成反法西斯志愿者,在内战中和西班牙政府并肩作战。他们将向叛军中德国人控制的监听营每日秘密发报。
这正是他所需要的第一手信息。
但密电上包含的还不止这些。
沃纳还提供了这些德国人的名字。
沃洛佳克制住情绪,没有欢叫出声。在他看来,情报人员碰上这样的好事一生中最多也就一次。这份情报的收获完全可以弥补失去马库斯的损失了。沃纳真是个无价之宝。沃洛佳完全可以预见,沃纳偷得这份名单并把它带出柏林的空军部大楼得冒上多么大的风险。
他很想上楼跑进莱米托夫的办公室,但他克制了这种冲动。
四个副官共用一台打字机。沃洛佳把笨重的打字机从卡尔门的办公桌上抱起来,搬到自己那边。他用两根只食指打字,把沃纳的情报从德语翻译成俄语。这段时间里,天色渐渐暗了,大楼外的保安防范灯全都亮了起来。
他把复写的一份塞进抽屉,把原件带上楼。莱米托夫上校正在自己的办公室。他四十岁出头,相貌英俊,黑色的头发油光发亮。他很精明,任何事都能想在沃洛佳前面,让沃洛佳很钦佩。他没有军队传统的恃强凌弱的传统观念,但对没能力的人毫不留情。沃洛佳对他又敬又怕。
“这也许是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莱米托夫读完密电的译文后说。
“只是也许?”沃洛佳觉得没有一星半点可以怀疑的理由。
“这也许是虚假信息。”莱米托夫指出。
沃洛佳不相信这信息会是假的。但他失望地意识到沃纳确有被捕,成为双料间谍的可能性。“什么样的虚假信息?”他精神不振地问,“给我们些假名字让我们徒劳无功地去寻找吗?”
“也许吧。但也有可能是真实的志愿者姓名,有可能是从纳粹德国逃到西班牙为自由而战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可能会把反法西斯主义者错抓过来。”
“真他妈该死!”
莱米托夫笑了。“别丧气,这份情报还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在西班牙有自己的间谍——‘自愿’加入国际纵队的苏军军官和士兵们。他们可以替我们调查。”他拿起一支红头的铅笔,在纸上公公正正地写了行一小字,对沃洛佳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沃洛佳知道莱米托夫是在下逐客令,于是朝门边退了过去。
莱米托夫问:“你今天见过马库斯了吗?”
沃洛佳转过身:“我们遇上了麻烦。”
“一看你被打破的嘴唇,我就猜出来了。”
沃洛佳把这天发生的事告诉莱米托夫。“这样一来,马库斯这条线算是彻底断了,”他说,“但当时我实在想不出还能怎么做了。我要告诉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马库斯是我们的线人,威胁他们离开吗?”
“当然不能,”莱米托夫说,“他们这种人完全不可信任。永远别告诉他们任何事。别慌,你还没失去马库斯,你可以轻易地把他争取回来。”
“怎么争取?”沃洛佳不理解,“他恨我们所有人。”
“再一次逮捕伊莉娜。”
“什么?”沃洛佳吓坏了。难道伊莉娜受的折磨还不够多吗?“那他就更恨我们了。”
“告诉他如果不继续合作,我们就再审问一次伊莉娜。”
沃洛佳尽量掩饰着自己的反感。不能在莱米托夫面前显得过于软弱和神经质。另外,他也认为莱米托夫的战术的确能奏效。“好吧。”他违心地说。
“下不为例,”莱米托夫说,“告诉他我们会用点着的烟头烫她的阴部。”
沃洛佳觉得自己简直要吐了。他使劲咽了一口唾沫,说:“好主意,我这就把她抓来。”
“明天去最好,”莱米托夫说,“凌晨四点去抓,这样做能造成最强的震慑效果。”
他在走廊里站了好一会儿,感觉都快要站不住了。一个路过的职员好奇地盯着他看,他只好迈开步子离开了。
他会去逮捕伊莉娜,但不会去折磨她:给她一些威胁已经足够了。她显然会认为自己会被再折磨一次,那会让她吓破了胆。沃洛佳觉得,如果自己是伊莉娜的话,也许会被吓疯的。加入红军时,他从没想过有一天要做这种事。他知道当兵要去杀人——可折磨年轻姑娘就是另一回事了。
办公楼里的人下班了,灯已经熄了,人们戴起帽子出现在走廊上。下班时间到了。沃洛佳回到办公室以后,给军事警察处打去了电话,让他们安排一组人和他在第二天一早三点半会合,一起去逮捕伊莉娜。然后他穿上大衣,搭电车回家。
沃洛佳和父母,格雷戈里和卡捷琳娜,以及十九岁尚未大学毕业的妹妹安雅住在一起。在电车上他琢磨着是否要把这件事讲给父亲听。他想这样问父亲:“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还必须去折磨无辜的群众吗?”但他知道父亲会怎么说。父亲会说为了对付资本主义社会的代理人和这些国家的间谍,暂时的专政是必要的。他也许会进一步追问:“什么时候才能弃绝这类可怕的刑罚呢?”父亲自然答不上来,没有任何人能答得上来。
从柏林回来以后,别斯科夫一家住进了也被称为河堤公寓的政府公寓。政府公寓和克里姆林宫隔河相望,里面住的都是苏维埃的精英。公寓采取了结构主义风格,里面有五百多套房子。
沃洛佳朝楼门口站岗的军警点了点头,然后穿过底楼大厅——大厅非常庞大,晚上有时甚至会开爵士乐队伴奏的舞会——然后乘电梯上去了。公寓里配有电话,还长期供应热水,从苏联人的标准来看是超豪华了,但远不如他们在柏林住的公寓温馨。
母亲在厨房里做饭。虽然卡捷琳娜厨艺一般,也不擅长整理,但沃洛佳的父亲却很爱她。1914年在圣彼得堡,他把她从一个不怀好意的警察手里救了下来,自那以后,他就一直深爱着她。沃洛佳觉得四十三岁的母亲还非常漂亮,在外交际时,她总是穿得比其他苏联女子时髦一点点——但她小心地不让自己显得过于西化,以免犯了莫斯科官场上的大忌。
“你的嘴怎么受伤了?”母亲吻了他,问道。
“没事。”沃洛佳闻到了鸡肉的香味,“有客人要来吗?”
“安雅要带男朋友回来。”
“啊,是个学生吗?”
“我想应该不是。我没问是那人是干什么的。”
沃洛佳很高兴。他很喜欢自己的这个妹妹,但也知道她并不漂亮。她又矮又胖,总是穿着单一色调的衣服。她没交过什么男朋友,能有男孩愿意和她一起回家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他回到房间,脱下大衣,把脸和双手好好地洗了一把。他的嘴唇几乎快好了:马库斯下手并不重。擦干双手时他听见家门口传来了人声,心想一定是安雅和她的男朋友到了。
他穿了件保暖的羊毛开衫,离开自己的房间走进餐厅。安雅和沃洛佳早晨刚见过的贼眉鼠眼的男人坐在桌旁。“哦!”沃洛佳惊呼一声,“怎么是你啊!”
安雅的男朋友正是逮捕伊莉娜的内务部特工伊利亚·德沃尔金。德沃尔金这时没有乔装打扮,穿着黑西装和一双高档的靴子。他吃惊地看着沃洛佳。“对啊——你也姓别斯科夫,”他说,“先前我怎么没想到呢?”
沃洛佳看向安雅:“别告诉我,这个人就是你的男朋友。”
安雅气恼地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沃洛佳说:“我们今天早些时候见过面。他把鼻子钻到不该钻的地方,坏了军队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只是恪尽职守。”说完,德沃尔金又用袖子擦了擦鼻尖。
“恪尽职守?说得可真好听!”
卡捷琳娜插话以缓和气氛。“别把工作上的事带回家,”她说,“沃洛佳,给我们的客人倒上杯伏特加。”
沃洛佳问:“真要给他倒吗?”
卡捷琳娜目光中冒着怒火:“让你倒你就倒!”
“好吧。”沃洛佳不情愿地从架子上拿下酒瓶。安雅从橱柜里拿出酒杯,沃洛佳往杯子里斟满了伏特加。
卡捷琳娜拿起一个杯子,说:“重新给你们介绍一下吧。伊利亚,这是我儿子弗拉基米尔,我们都叫他沃洛佳。沃洛佳,这是安雅的朋友伊利亚,伊利亚今天专程来我们家吃晚饭。你们两个握握手吧。”
沃洛佳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和伊利亚握手。
卡捷琳娜把烟熏鱼、腌黄瓜和香肠段放在桌上。“夏天我还能拿出一些乡间别墅种的蔬菜,不过这个季节就只有这些了。”她抱歉地说。沃洛佳感到母亲在千方百计地讨好着伊利亚。母亲真想把安雅嫁给这个杂碎吗?他觉得母亲确实想达到这个目的。
格雷戈里穿着部队里的制服走进餐厅,他满脸堆笑,一边搓着手,一边闻着鸡肉的香气。格雷戈里今年四十八岁,他身材臃肿,满脸红光: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曾在1917年和红军战友洗劫了冬宫。那时,他肯定要瘦些。
他心情很好地吻了妻子。沃洛佳觉得,母亲很感激父亲这种不计回报的爱。她会在他拍她屁股时露出笑容,在他拥抱她时伸出手臂,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他一个吻,但她从来不是主动的那一个。卡捷琳娜喜欢他,尊敬他,似乎很高兴嫁给他。然而,她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这段婚姻。而沃洛佳想从婚姻中得到的,要比这多得多。
沃洛佳对婚姻还只是出于想象:他短暂地交过十来个女朋友,但还没碰到他想要娶的那个人。
沃洛佳给父亲倒了杯伏特加,格雷戈里举杯表示感谢,然后吃了点熏鱼。他问德沃尔金:“伊利亚,你做什么工作?”
“我在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伊利亚自豪地说。
“啊,这工作非常不错!”
沃洛佳觉得格雷戈里绝不会真这么想。他只是想对客人表示友善而已。沃洛佳觉得父母最好凶一点,把伊利亚给赶走。他对父亲说:“爸爸,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学苏联建立起社会主义体制,我想秘密警察就应该没有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到时候就该废除了。”
格雷戈里岔开了话题。“到那时警察也应该没有了!”他兴致勃勃地说,“没有司法审判,没有监狱,没有了间谍自然也没了反谍报部门。没有了敌人也就没有了军人。说说看,到时我们靠什么生活呢?”他痛快地笑了起来,“但说到底,这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伊利亚一脸怀疑,好像听到了反动的话,却完全不能指控似的。
卡捷琳娜端上来一盘黑面包和五碗热罗宋汤,大家开始吃了起来。“小时候我生活在农村,”格雷戈里开始忆苦思甜了,“漫长的冬天,妈妈会把蔬菜叶、苹果核、卷心菜不能吃的外皮和洋葱的叶茎扔在房子外面一个旧桶里,让它们全都冻在一起。等开春雪化了,她会用这些东西做罗宋汤。告诉你们,那才是真正的罗宋汤——用蔬菜的烂叶子做出来的汤。你们年轻人很少去想自己有多么幸福。”
有人敲了下门。格雷戈里皱起了眉,不知道这个时候还会有谁来,不过卡捷琳娜像是想到了什么:“哦,我把这事给忘了!康斯坦丁的女儿说好了要来。”
格雷戈里问:“你是说,接生婆玛格达和他生的那个女儿卓娅·沃洛茨采娃吗?”
“我记得卓娅,”沃洛佳说,“一个扎着金色麻花辫的瘦弱女孩。”
“她不再是个小姑娘了,”卡捷琳娜说,“卓娅现在是二十四岁的女科学家。”她站起身走到门边。
格雷戈里皱起了眉头:“她妈妈死后我们就没见过她了。她怎么突然来联系了呢?”
“她想和你谈谈。”卡捷琳娜回答。
“跟我谈?谈什么啊?”
“谈物理。”卡捷琳娜说。
格雷戈里骄傲地说:“我和她父亲康斯坦丁是1917年被派到彼得格勒的苏维埃代表,我们起草了著名的一号令。”说到这儿,他的脸阴沉下来,“但不幸的是,他在国内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死了。”
沃洛佳说:“他死的时候一定很年轻——他是怎么死的?”
格雷戈里看了眼伊利亚,马上把目光转到另一边。“他死于肺炎。”沃洛佳知道他在撒谎。
卡捷琳娜带着一个姑娘走进餐厅。卓娅一进来,沃洛佳就被她迷上了。
卓娅是个标准的苏联美女,她个子很高,身材苗条,有清澈的蓝色眼眸和丝绸般的白皙肌肤。她穿着一条简朴的绿裙子,但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她完美的身材。
卓娅被介绍给众人以后,在桌子旁坐了下来,喝起了罗宋汤。格雷戈里说:“卓娅,看来你是个科学家了。”
“我是个正在写论文的研究生,眼下正在给本科生上课。”她说。
“沃洛佳在军队的情报部门工作。”格雷戈里自豪地说。
“这倒挺有趣的。”她显然觉得军队的生活很枯燥。
沃洛佳意识到父亲已经把卓娅当成了潜在的儿媳妇人选。他希望父亲别表现得那么明显。他已经决定在卓娅离开之前约她见面。但这事得他自己搞定。他不需要父亲帮忙。父母的过分热心会把卓娅给吓跑。
“汤烧得怎么样?”卡捷琳娜问卓娅。
“很美味,谢谢你。”
沃洛佳已经具备了透过外表看本质的能力。卓娅正巧是他最中意的那种人:长得很美,却从不以这种美而自夸。
卡捷琳娜端上这天晚上的主菜土豆炖鸡肉时,安雅收拾了喝罗宋汤的碗。卓娅叉了块鸡肉,嚼得津津有味,接着又吃了很多。和大多数苏联人一样,她难得吃上这么好的菜。
沃洛佳问:“卓娅,你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她不太乐意地停止咀嚼,回答了沃洛佳的提问。“我是个物理学者,”她说,“我们试图弄清原子的属性:它是如何组成的?这些组成部分又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
“这很有趣吗?”
“非常有趣。”她放下叉子,“借此我们可以发现宇宙是如何组成的。没有比这更激动人心的事情了。”说这话时她的眼睛散发出亮光。显然物理学是唯一能让她从美味中分心的东西。
伊利亚终于开口了:“这种理论化的东西,对革命又有什么好处呢?”
卓娅的眼中燃起怒火,这让沃洛佳更喜欢她了。“有些同志犯了轻视纯科学的错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实证研究上,”她说,“但技术进步完全得靠理论上的进展,比如说改造飞行器的流线。”
沃洛佳克制着没笑,卓娅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伊利亚驳倒了。
但卓娅还没说完。“先生,这正是我想找你谈话的原因,”她对格雷戈里说,“我们物理学者读了西方出版的各类科学期刊——西方人愚蠢地向全世界发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最近,我们意识到他们在原子科学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苏联很可能在这个领域被他们远远地甩在身后。我琢磨着斯大林同志是不是知道这件事。”
餐厅里一下子安静了。对斯大林的任何批评或类似暗示,都是很危险的。“大多数事,他都知情。”格雷戈里说。
“这是自然,”卓娅立刻接着说,“不过有时还需要您这样忠心的人提请他特别关注一下。”
“是的,这倒是真的。”
伊利亚说:“斯大林同志认为科学要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服务。”
沃洛佳看见卓娅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愤怒,但她马上垂下眼恭敬地说:“他无疑是对的,我们科研人员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
所有人都知道她这是在打马虎眼,但没人会这样说。人人都知道要遵守礼节。
“好吧,”格雷戈里打起圆场,“不管怎样,我会在下次见到总书记时跟他提一下。他也许会更深入地看待这个问题。”
“能这样就再好不过了,”卓娅说,“我们希望领先于西方。”
“卓娅,你的业余生活怎么样?”格雷戈里兴致勃勃地问,“你有男友或未婚夫了吗?”
安雅生气了:“爸爸,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卓娅似乎并不介意。“我没未婚夫,”她和善地说,“也没有男朋友。”
“和我儿子一样,他都二十三岁了,还是单身。沃洛佳学历高,个子高,样子也不赖——却到现在都没有未婚妻!”
沃洛佳对这么明显的暗示皱起了眉头。
“的确很难相信。”卓娅说。沃洛佳发现,卓娅说话的时候看了他一眼,带着调侃的笑意。
卡捷琳娜把手放在丈夫的手臂上。“够了,”她说,“别再让卓娅难堪了。”
门铃响了。
“怎么又有人来了?”格雷戈里问。
“这次我不知道会是谁了。”卡捷琳娜离开餐厅去开门。
她带来的是沃洛佳的上级莱米托夫上校。
沃洛佳惊讶地站起身。“晚上好,长官,”他说,“这是我的父亲格雷戈里·别斯科夫。爸爸,这是莱米托夫上校。”
莱米托夫凌厉地敬了个军礼。
格雷戈里说:“莱米托夫,轻松一点。坐下吃点鸡肉。我儿子做错了什么事吗?”
这正是沃洛佳手抖的原因。“正相反——你儿子干得很好。只是……只是我想和你,以及你的儿子,私下里聊两句。”
沃洛佳轻松了一点,也许自己没有惹上麻烦。
“没问题,我们刚吃完晚饭,”格雷戈里站起身,“去书房谈吧。”
莱米托夫看了一眼伊利亚,问道:“你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吗?”
“没错,为此我深感骄傲,我叫德沃尔金。”
“下午你差点把沃洛佳逮起来了是吗?”
“我觉得他的行为像个间谍。我没弄错,不是吗?”
“你必须去抓敌方的间谍,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谍报人员。”莱米托夫说。
沃洛佳笑了。一天之中,这是德沃尔金第二次被别人揶揄。
沃洛佳、格雷戈里、莱米托夫沿着走廊到了书房。书房很小,除了书架外没有什么过多的装饰。格雷戈里占了唯一的一把椅子,莱米托夫坐在一张小桌子上,沃洛佳关上门,站着。
莱米托夫问沃洛佳:“你的父亲同志知道下午从柏林传来的消息吗?”
“长官,我没告诉他。”
“最好告诉他。”
沃洛佳把德国准备派人打入西班牙政府军内部的事情告诉了格雷戈里。格雷戈里非常高兴。“你们的工作完成得很不赖!”他说,“这的确有可能是虚假信息,但可能性不大,纳粹才不像我们那样精于设局呢!我们可以抓获纳粹派去的间谍,用他们手中的无线电发报机把误导信息发送给右翼的叛乱分子。”
沃洛佳没有想到这一层。父亲也许会在卓娅面前装傻,但在情报工作方面却依然有着清晰的头脑。
“是的。”莱米托夫说。
格雷戈里对沃洛佳说:“你的同学沃纳是个勇敢的男人。”他转身问莱米托夫,“你准备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需要派几个出色的谍报人员去西班牙调查那些德国人。这事应该不是很复杂。如果真是间谍的话,我们一定能在他们的住处发现密码本和无线电发报机之类的证据。”他犹豫了片刻,“我上这儿来,是为了动员你儿子沃洛佳去一趟的。”
沃洛佳惊呆了。他万万没想到会被上级派到西班牙去。
格雷戈里脸一沉。“哎,”他想了想,说,“我承认,我不怎么想让我儿子去。我们会很想他的。”接着,他换上了一副顺从的表情,像是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别无选择似的,“当然,保卫革命成果是放在第一位的。”
“谍报人员需要实战经验,”莱米托夫说,“先生,你我都经历过战争了,他们年轻的这一代还需要去战场上走一走。”
“是的,没错,你准备让他什么时候出发?”
“三天以后。”
看得出,格雷戈里正在绞尽脑汁想理由,要把沃洛佳留在家里,却他没有成功。沃洛佳自己却很兴奋。能去西班牙了!他想到了血红色的葡萄酒,黑发长腿的西班牙女郎,以及莫斯科没有的艳阳天。去西班牙参加内战的确很危险,但沃洛佳参军并不是来享受安逸的。
格雷戈里问他:“沃洛佳,你怎么想?”
沃洛佳知道父亲希望他提出反对,但唯一能让他想到的理由只是没时间去了解如此吸引他的卓娅了。“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他说,“我对被选中前往西班牙感到很荣幸。”
“那就这么定了。”格雷戈里说。
“有个小问题,”莱米托夫说,“按照之前的决定,军队情报部门只有调查权而没有逮捕权,那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权。”他干笑了一声,继续说,“这次恐怕你要和朋友德沃尔金一起去了。”
西班牙简直太美了。劳埃德·威廉姆斯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地爱上这片土地。他到西班牙只有十个月,但对西班牙的眷恋足以和对生养他的威尔士媲美了。他喜欢绽放在战火灼烧的土地上的珍奇花朵,喜欢下午睡个午觉,也喜欢喝西班牙自产的那些红酒。甚至没东西吃的时候,他也会喝上一杯,那种滋味简直妙极了。他尝试了许多以前没有吃过的东西:橄榄、红辣椒、辣香肠,以及像火一样炽热、被当地人称为“红酒渣”的食物。
他站在高地上,手拿着地图眺望着眼前这片热土。河边有几块不连接的草地,远方的山上长着几许绿树,但之间却是贫乏的土壤和岩石构成的荒地。“前进的路上找不到太多的掩护。”他忧心忡忡地说。
身旁的莱尼·格里菲斯说:“这一仗会非常辛苦!”
劳埃德看了看地图。埃布罗河从地中海开始,绵延了一百多英里,从萨拉戈萨中间流过。萨拉戈萨是阿拉贡自治区的通衢之地。它是若干公路、铁路以及三条河流的交汇口。西班牙政府军将在这个不毛之地和反民主的叛军打上一场激烈的遭遇战。
有人把政府军叫作共和主义者,把叛军叫作民族主义者,但这些名称只会带来误导。两边都有许多人是共和主义者,不想接受国王的统治。他们同时是民族主义者,热爱西班牙,愿意为之牺牲生命。但在劳埃德看来,双方就是单纯的政府军和反叛军。
这时,萨拉戈萨被佛朗哥的叛军所盘踞,劳埃德在距离萨拉戈萨五十英里的制高点上观察着这座城市。“如果能攻克萨拉戈萨,敌军就会被围在萨拉戈萨以北的地方过上一整个冬天。”他说。
“只是如果。”莱尼说。
劳埃德阴郁地想,这是个糟糕的预言。在他们只能希望叛军的前进可以被阻延的时候,这样的预言简直是太糟糕了。这一年开始以来,政府军还没收获一场像样的胜利。
但劳埃德却又想好好地打上一仗。他来西班牙十个月了,这将是他第一次参加正式的作战行动。在这之前,他一直在大本营做教导员。西班牙人发现他在英国的军官训练营里待过以后,马上让他越级当上中尉,主管新来者的训练工作。他灌输给新来的人服从命令的思想,让他们反复练习行军,直到脚上不再流血,水疱结痂才停顿下来。另外,他还教授他们在枪支不够时如何击倒敌军的方法。
但志愿者来得越来越少了,教导员必须亲自上阵杀敌。
劳埃德戴着贝雷帽,穿着袖子上手工缝着军衔标志的带链夹克和灯芯绒裤。他带着一把装填有可能是从公民警卫队弹药库里偷来的七毫米西班牙制毛瑟短枪。
劳埃德、莱尼和戴夫分离过一段时间,但这会又集中在第十五国际旅,准备投入接下来的战斗。莱尼留了胡子,十七岁的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还要大十岁。尽管穿着粗布工作服而不是军服,但他已经是个小队长了。相比士兵,他看起来更像个海盗。
莱尼说:“这次行动和保卫叛军没任何关系,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这地方永远被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导。”
劳埃德在巴塞罗那短暂停留期间见识了什么叫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变种——军官和士兵拿同样的薪水;大饭店的餐厅被改造成工人食堂;侍者拒绝小费,声称收取小费有损他们的人格;海报上怒斥买春是对女性的剥削。整个巴塞罗那洋溢着其乐融融的气氛。但苏联人痛恨这种无政府主义。
莱尼继续说:“现在政府又从马德里调来了一支共产党人组成的军队,要把我们合并成一支军队——发号施令的自然是那些共产党。”
莱尼的话让劳埃德很失望。他知道,只有像之前那样的各种左翼团体联手,他们才有可能取胜——卡布尔街的反游行斗争就是一例。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却在街上相互争斗。他说:“雀窳肿芾聿皇歉龉膊橙恕”
“他可能本质上是。”
“他知道,没有苏联的支持,政府军就要完了。”
“这意味着我们要抛弃民主,让共产党人掌权吗?”
劳埃德点了点头。关于政府军的讨论每次都会以同样一个问题结束:“仅仅因为苏联是唯一能提供给我们枪炮的国家,我们就要迎合他们的一切需求吗?”
他们走下山。莱尼说:“我们可以喝上杯好茶吗?”
“当然可以,给我的茶里放上两大块糖。”
这是他俩经常讲的一个笑话。两人已经好几个月没喝上茶了。
他们来到河边的营地。莱尼所在的排住在石头棚屋里,在内战赶跑农民之前,那也许是牛羊住的。几十码以外的埃布罗河上游,第十一国际旅的德国志愿者住在船民们弃下的船屋。
劳埃德的表弟大卫·威廉姆斯迎了上来。和莱尼一样,大卫看上去也比实际年龄至少大了十岁。他非常消瘦,皮肤肮脏而粗糙,在阳光下眯起眼睛,显得有一点畏光。他穿着卡其布的外衣和裤子,扎着皮带,脚上是一双齐膝的靴子。尽管很少有志愿者拥有整套的军服,但他这身倒挺全的。戴夫在脖子上系了条棉围巾,手里拿着支配备有老式反转刺刀的苏制莫辛纳甘步枪。他的皮带上还系了支从叛军尸体上搜来的德制九毫米鲁格尔小手枪。他对枪支弹药显然非常精通。
“来客人了。”他兴奋地说。
“来了个女的。”戴夫指着新来人说。
在一棵丑陋的白杨树下,十几个英国和德国的志愿兵正在和一个美得惊人的妙龄女郎交谈。
“哦,我的上帝。”莱尼用威尔士语惊呼道,“看到她,我的眼睛都亮了。”
她大概二十五岁,个子不高,眼睛很大,黑头发扎在一起,横戴着一顶军帽。过于宽大的制服穿在她身上像是件晚礼服。
知道劳埃德会德语的志愿兵海因茨用德语对他说:“先生,她叫特蕾莎,是来教我们识字的。”
劳埃德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国际旅中有外国兵,也有西班牙本国人。这些西班牙人大多都不怎么识字。他们小时候在天主教会资助的乡村小学练习教理问答,学校的神职教师害怕他们接触到社会主义的书籍,就是不教他们认字。结果,君主制下的西班牙,一半人口都是文盲。1931年民选的西班牙政府加强了教育方面的工作,但西班牙仍然有好几百万人既不能读,也不能写,为士兵们上课的识字班甚至开到了内战前线。
“我不识字,让她教教我吧。”在学校认了许多字的大卫说。
“我也不怎么识字。”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西班牙文学的乔·埃里也想凑这个热闹。
特蕾莎操着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她的声音低沉而平静,听上去有些性感。“你们以为我听过多少次这种笑话?”她说,但看上去并没有生气。
莱尼走上前。“我是格里菲斯队长,”他说,“我会竭尽全力帮你。”他的话很实际,但包含着一种邀请的口吻。
特蕾莎对莱尼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真是太好了。”她说。
劳埃德把学到的西班牙语拼接起来,不卑不亢地和她交谈。“小姐,很高兴你能来这。”过去十个月,他把大量时间花在了学习西班牙语上,“我是威廉姆斯中尉。我可以告诉你哪些人需要上课,哪些人不需要。”
莱尼不屑一顾地说:“你算了吧,你还要去布哈拉洛斯取军令呢。”布哈拉洛斯是政府军建立指挥部的小城,“也许我和你可以四处走走,找个适合上课的地方。”他似乎想和特蕾莎在月光下漫步。
劳埃德笑着点了点头。他很高兴看到莱尼和特蕾莎调情。莱尼似乎已经陷入爱河,劳埃德却没有半点恋爱的念头。在劳埃德看来,莱尼的机会接近于零。特蕾莎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成熟女性,追求她的男人一定不少,莱尼却是个可以一个月不洗澡的十七岁矿工小子。但他什么话都没说——特蕾莎看上去完全能照顾好自己。
一个劳埃德似曾相识的人出现了。他穿着毛裤和棉布衬衫,腰带上的手枪皮套里放着把小手枪,配备比普通士兵好。他剃着苏联人喜欢的短发。尽管只是个中尉,但他颇有那种一言九鼎的气势。他用流利的德语对众人说:“我找加西亚中尉。”
“他不在这里,”劳埃德用德语回答,“我和你在哪里见过吗?”
苏联人像在铺盖卷里找到条蛇似的又震惊又生气。“我们从来没见过,”他坚定地说,“你搞错了。”
劳埃德打了个响指。“1933年在柏林我们见过,”他说,“我们被冲锋队袭击了。”
苏联人像知道预判错了似的,长出了口气。“是的,我的确去过那儿,”他说,“我是弗拉基米尔·别斯科夫。”
“但大家都叫你沃洛佳。”
“是的。”
“在柏林的那次冲突中,你和一个名叫沃纳·弗兰克的男孩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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