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序(1/2)
从斯坦利·库布里克开始寻找他“众所周知的优质科幻小说电影”到现在,倏忽已经三十五个年头,1964年似乎也成为另一个年代。仅有少数男性——和一位女性——曾经上过太空,而虽然肯尼迪总统曾经宣言,美国打算在20世纪70年代结束前送一个人上月球,但我怀疑,当时到底有多少人相信这件事能成真。
更有甚者,关于我们在太空中的邻居的种种,我们的真正所知根本还是零,甚至连第一枚降落在月球上的探测器,是否能像天文学家信心满满预测的一样,不会立刻陷进一片尘海里,都没有把握。
为了让大家有所理解,我想先引用一段《2001:遗失的世界》(the lost worldf 2001)里的话——我是在1971年写的这本书,当时趁着一切历历在目,把我和库布里克的那件事业,以纪实笔法(大体上)作了记录:
1964年春,在大家的心里,登陆月球仍然好像是未来遥远的一场梦。理智上,我们知道这是件迟早的事;情绪上,却还无法真正相信。格里森(virgil gris)的第一次双子星任务(双人驾驶宇宙飞船),是次年的事,而大家为月球表面地质的争辩,还在沸腾不休……虽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每天都要花掉相当于我们一整部电影的预算(一千多万美元),太空探测似乎仍然在原地踏步。不过,预兆是很清楚的。我经常跟库布里克说,等人类真正踏上月球的时候,我们的电影一定还在首轮放映没有下映。
所以,在书写故事主轴时,库布里克跟我在这个太空时代的黎明初始时刻所面对的,是可靠性的问题;我们希望创造出写实、说得过去的故事,不会因为往后几年的发展就变得过时。而虽然我们原始作品的名称是《太阳系征服史》(how the r syste on),库布里克想发展的却不仅仅是一个平铺直叙的探险故事。就像他喜欢跟我说的,“我想要的是神话般庄严的主题”。
那么,现在真正的2001年已近在咫尺,这部电影也成为通俗文化的一部分。我猜,在库布里克最狂妄的梦想中,总有一天,当超级杯的广播以优雅却不怀好意的嗓音说“这是个错误,戴维”时,上亿美国人都清楚究竟是谁或什么东西在说话。而且,如果还有人相信传说,认为hal是由ib三字各往前移一个字母而来,容我再度疲惫地指向《2001》的第16章,请去看看这个名字的正确来源。
如果你想看这部电影的完整版,我会推荐“航海家-标准”(voyar-criterion)公司出版的最佳光盘,其中不但有完整的电影,还有大量关于幕后制作的档案资料、电影拍摄过程的吉光片羽,以及使这部电影成真的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讨论场面等等。我们也可以看到年轻的阿瑟·克拉克坐在格鲁曼飞机公司(gruan aircraft)的登月小艇组装室里接受访问,四周尽是将于几年后架放在月球表面的机器设备。这段数据片的结尾最精彩,把电影和后来的阿波罗计划(apollo)、太空实验室计划(skyb)、航天飞机飞行的真实场面做了个比对。许多真实场面,看起来还都没有库布里克预见的画面那么有说服力。
因此,即使在我自己心里,也觉得书和电影,甚至真实世界,彼此之间很容易互相混淆。后来的几部续作使得事情益发复杂。所以,我愿意话说从头,回想一遍整件事情是如何开始的。
1964年4月,我离开当时还叫锡兰的斯里兰卡,去纽约完成我为时代/生活公司(ti / life book)所编的书《人类和太空》(an and space)。我不得不再次引用一段自己对这段日子的回忆:
在锡兰这热带天堂生活了几年后再回到纽约,感觉是很奇异的。习惯了大象、珊瑚礁、印度洋季风与沉没的珍宝船之间的单调生活,在纽约行走,光是搭三站地铁,也充满异国风味的新奇。看曼哈顿的男男女女进行种种神秘的事务,怪声怪调地叫喊,脸上带着欣喜的微笑,举手投足透着客气,件件都让我觉得有趣又好玩。洁净的地铁车站里,悄声穿过的舒适车厢;另外,还有一些新奇产品,诸如利维面包(levy’s bread)、《纽约邮报》、派尔啤酒(piel’s beer),以及十来种从口腔让你致癌的香烟广告,也是如此——何况这些广告往往还覆上涂鸦艺术家迷人的装饰。不过,你总可以及时习惯这一切,不过一会儿(大约十五分钟),这些表象的魅力就消退了。[摘自《三号行星报道:奇爱博士之子》(report on p three: n of dr stranlove)]
《人类和太空》那本书的编辑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因为每当时代/生活公司那位热心有余的研究员问我:“你这段话有什么权威来源?”我就狠狠地瞪她一眼:“就在你对面。”因此,我有相当充沛的精力可以兼差和库布里克合作,而我们第一次见面是4月23日在“维克商人”(trader vic’s)餐厅。(他们应该在我们坐的位置标个牌子纪念。)当时库布里克还沉浸在上部电影《奇爱博士》(dr stranlove)的成功里,正想找一个雄心更大的主题。他想拍一部电影,探讨人类在宇宙之中的定位,这个计划足以让所有老派电影公司的主管都心脏麻痹,新派亦然。他的构想,就算今天的好莱坞也很难接受。
库布里克一旦对某种主题感兴趣,就会在最短的时间里钻研成专家,因此他已经狼吞虎咽了几个图书馆的科学书籍及科幻小说。他还买了一部书名有趣的小说的电影版权,名为《太阳上的阴影》(shadow on the sun)。故事怎样我完全不记得,也把作者姓名忘得一干二净,猜想应该不是常写科幻的作家。不管是谁,我都希望他绝对不要知道是我破坏了他的大好前途,因为很快就有人告诉库布里克说:克拉克不喜欢拿别人的点子来发展故事。[参阅《罗摩2号》(raa ii)一书的后记,可以了解几十年后一系列有趣的事件如何改变了这个原则,导致《摇篮》(cradle)那本书的诞生。]这一点问题既然已经解决了,于是我们决定创造一番“前所未见的新事物”。
今天,拍电影之前得先有个剧本,有个剧本之前得先有个故事,虽然有些前卫导演也尝试过省掉后者,不过要看他们的作品就只能去艺术电影院。我把自己较短的作品的列表给了库布里克,而我们也都同意,其中一篇《岗哨》(the sentel)里面的某个概念,可以作为进一步架构的基础。
《岗哨》是我在1948年圣诞节写的,当时为了参加bbc的一场短篇小说竞赛,一蹴而就。那篇小说连入围也没有,有时我也不免好奇当年得奖的到底是部什么样的作品。(说不定是背景设在什么鸟不拉屎、鸡不生蛋的地方的忧国忧民史诗吧。)今天,这篇小说已经被太多地方收录,所以我在这里只需要解释一点:这是一篇塑造气氛的小说,谈月球上发现了一个外星生物制造的、一种类似防盗器的东西,等人类抵达的时候就会启动。
经常有人说《2001》是根据《岗哨》而来的,不过这种说法太过简化了。《2001》和《岗哨》更像是橡实和橡树的关系。小说要拍成电影,还得加很多材料——其中有些来自《相会于黎明》(enunter the dawn)和其他四个短篇故事,但大部分内容是全新的,是我和库布里克脑力激荡好几个月之后,我再一个人孤独地(是的,非常孤独地)关在西23街222号那家有名的切尔西酒店1008号房里想出来的。
小说的大部分内容就是在那里写出来的,这段不时掺有痛苦过程的日记,可以在《2001:遗失的世界》里找到。你也许会问:既然目的是为了拍一部电影,又为什么要写小说呢?没错,电影经常在制作完成之后再改编为小说(呃),而在我们的情况,库布里克却有许多最堂皇的理由要颠覆这个流程。
由于剧本必须把一点一滴的事情都标注得清清楚楚,所以不论读写几乎都一样冗长乏味。福尔斯(john fowles)说得很好:“写小说就好比在大海中泅泳,写电影剧本就好比在黏稠的糖浆里翻滚。”也许库布里克觉察到我不怎么耐烦,因此就提议在着手那单调又沉闷的剧本之前,先来写本完整的小说,尽情驰骋我们的想象,然后再根据这本小说来开发剧本。(以及,希望再开发一点钞票。)
事情大致就这样展开,虽然到了最后阶段,小说和剧本是同时在写作,两者相互激荡而行。因此,有时候我会看过电影毛片之后再重写小说的某些段落——就文学创作来说,这可是相当昂贵的方法,没几个作者享受得到——虽然我不是很肯定“享受”这个字眼到底对不对。
为了让读者体会一下那段时间的忙乱,我把当时一定是在凌晨时分匆匆写下的日记摘录了些片段如下:
1964年5月28日。建议库布里克:“他们”可以是机器,把有机生命视为可怕的疾病。库布里克觉得这个点子很有趣……
6月2日。平均一天一两千字。库布里克说:“这可有一本畅销书了。”
7月11日。和库布里克一起讨论剧情的发展,可是泰半时间都拿来争论康托尔的超限数……我看他是个深藏不露的数学天才。
7月12日。现在什么都有了——除了情节。
7月26日。库布里克过36岁生日。我们去“格林尼治村”(the vil),在一张卡片上发现这么一段文字:“在全世界可能随时被炸掉的现在,你怎么能过一个快乐的生日?”(1999年更新版:我希望自己存了一大堆这种卡片……)
9月28日。我梦见自己成了正在被重新组装的机器人。拿了两章给库布里克,他煎了块可口的牛排给我,说:“乔·莱文(joe leve)可不会为他的作者做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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