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5 1950年（1/2）

斯塔·科兹卡

寒冬时节，大雪吹进公寓门廊的黑色细纱门里，但我还是喜欢坐在那儿看外面的街道。法戈市中心的宽阔大街上四处可见步行去医院上班的护士，从大教堂出来的步履轻盈的修女，还有在亲人的搀扶下蹒跚而行的长期病患。

我日子过得还不错，虽说我和一位已婚医生纠缠了三年才意识到他永远不会离开他妻子。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我离开了他，然后吉米出现了，才帮我从这段感情中走出来。当时我很感激吉米，但后来却发现没法甩掉他。每隔一晚，他就会坐在豪华汽车内，在我家门外等我。只要我为迪朗德瑞希百货店走秀，他必定从阿格斯开车赶来。要是我上了新闻，他便会将那些模糊不清的新闻照片剪下来保存，有我穿舞会礼服的照片，也有穿外套的照片，上面的纽扣有盘子那么大，甚至连我穿成套泳装的照片他都有。吉米锲而不舍，总能让我很开心，但他属于阿格斯，他在那儿有一家牛排餐厅。我的理想伴侣还没出现。

我比以前更注重保养。我比几个年轻的服装模特大十岁，不再是最抢手的。我不知道我的模特生涯还剩几年，这些年岁月的痕迹越发明显。我保持身材苗条，腰围和费雯·丽一样，只有二十二英寸 [1] 半，我还坚持在多萝西路德洛礼仪夜校上进修课程，那儿教会我最重要的两点，第一，坐姿要挺拔，第二，无论如何绝不能皱眉。我还学到一招，无论晚上是单独用餐，还是和女性朋友玩扑克牌，都应该在前额贴上创可贴，拉紧皮肤，保持皮肤光滑。抬头纹比手掌纹更让女人显老。我还买了一个金属研磨器，将杏仁磨成粉，和冷藏的面霜调合在一起敷在脸上。泡完澡后，我会用棉花沾醋来清洁面部。冬天出门必定戴小山羊皮手套。

这些是靠着毅力坚持下来的。我赚了不少钱，买了台电视机。但我已经三十岁了，我的成就不应仅仅如此。有人曾对我说我本该去好莱坞发展，现在我不得不同意这个说法。在能抓住机遇的年纪我错过了好莱坞，现在唯一能改变我命运的，就是找到理想中的丈夫，所以我一直在寻找。我睁大眼睛，但我的理想伴侣始终不肯出现，不知不觉又过去了几个月。如果我已找到那个他，又或者我已去了好莱坞，或是在迪朗德瑞希百货店升了职，那封信就无关紧要了，我会把它转寄给玛丽，而不会拿来作为搪塞吉米的借口。

当时我正坐在公寓门廊里。那是冬天的一个星期六，阳光明媚，我正等着吉米开汽车来接我。我们要去溜冰，我担心他会做出什么浪漫的举动。也许在那个晚上，当我们围坐在油桶旁烤火、喝热可可时，他会问那个问题，或从厚厚的格纹夹克衫里拿出一个珠宝盒。我在想怎样才能婉拒但又不回绝他，只是想再争取点时间。碰巧的是，在吉米来之前，邮递员先到了。

我听见信封被丢进信箱的声音，于是下了楼。平常我的信不多。这封信显然是转寄到我手中的，用黑色油性马克笔重新写了地址，一看就是玛丽瘦削的字迹。我经常对玛丽说她的字像是女巫写的。我的字近乎完美，至少修女是这样夸奖我的。这封信的字迹很陌生，并且是寄给科兹卡家的。由于爸妈还没有常住地址，所以玛丽把它转给了我。

亲爱的科兹卡太太：

他还是个婴儿时，我就一直保存着这些报纸广告。现在是我坦白他身世的时候了。我向费罗神父请教过此事，费罗神父要我写信给您，把情况告诉您。当时我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此后一直没能再生育。所以当我丈夫把犹大从露天集市抱回来时我就留下了他。我曾想过将他送回去，但又得知他的亲生母亲乘飞机走了，所以我抚养了他。六年前我丈夫离开了人世。这孩子将在一星期后接受神职。他会成为执事，以后会做神父。神职授任典礼将于二月十八日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他并不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如果您愿意，现在是告诉他的时候了。费罗神父认为我该写这封信，所以我写了，您可以回信给我。

他的母亲

凯瑟琳·米勒

我读第一遍时并没看懂写的是什么，于是又读了一遍。我刚要读第三遍时，吉米到了，他把车停在外面，在按喇叭。虽然我跟他说过很多次，但他还是不愿按门铃，约会时也没有丁点礼貌。他老是说我居住的支路车位不够大，停不下他的大车，而大街很宽，有些地方没有路牙，总有空间停车。吉米就是懒，连从车上下来，把车锁好，再走半个街区来按门铃也不愿意。他可以整夜跳舞、打牌，踮着脚尖用华尔兹和八字舞的舞步溜冰，他只是不愿下车来按门铃罢了，这叫人生气。那天我比平时更暴躁，感觉出门就不顺利。

我把信放下，跑出来阻止他按喇叭。我把溜冰鞋系在一起、背在肩上，两只鞋撞来撞去。如果跌倒了，鞋底的冰刀一定会割伤我。吉米越过副驾驶座，为我按下车门把手。这又是一个问题。他不懂得如何礼貌地为女孩开门，他会自顾自地走进餐厅，让我跟在后面。即便如此，他还是比我那个已婚医生强得多。

“你要我说几次？先停好车再来按门铃！”我说完后坐在副驾驶座上。

“斯塔小蛋糕！”他喊道，然后便发动引擎，试图盖过我的声音。

“吉米，别跟我说停车位！”我尖叫道，“也别再叫我小蛋糕。”

这又是一件让我生气的事，他总是用他喜欢的点心来称呼我：甜派饼、松饼、甜甜圈。难怪他越来越胖。这些甜点的称呼让我感觉自己也像发酵的面团一样，膨胀、甜得发腻、松软不堪。

“过来点。”他拍拍身边的汽车座套。

我气得想给他一巴掌，但听到这话又立刻坐过去，靠在他身边。这是他制服我的方法，让我在最后一分钟不由自主地怒气消散。一靠过去，我就放松下来，觉得很舒服。和吉米在一起我可以做自己，这一点我很确定。既然他并不欣赏我所坚持的任何事，也不认可我在提升个人修养和魅力方面所做的努力，那我干脆做回我自己，做回屠夫皮特的女儿斯塔·科兹卡。我从没让吉米忘记我是个模特，自己养活自己。

我们开车到摩尔海德，去体验那儿的溜冰场。有人已在那儿搭了一间取暖的小棚屋，屋里水汽弥漫，在雪的反射下仿佛是环礁湖。长椅上有小孩的冰刀尖端留下的划痕，上面还刻着姓名首字母和被箭射穿的心。我们系好鞋带，把靴子放在墙角，沿着斜坡走进溜冰场。放眼望去，溜冰场一片清澈的深灰色。我看见冰下延伸着几英尺的裂缝，落下来的棕色橡树叶在漂浮。我们勾住彼此的手臂，手牵手，开始来回溜冰，在椭圆形的溜冰场上溜了一圈又一圈。

“斯塔，”过了一会儿吉米说道，他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说出口了，“我们结婚吧。”

我慌了，我不想这时给出明确答复。或许是出于直觉，出于一种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我突然明白早上邮递员送来的那封信是什么意思了。真奇怪，我竟在这时候突然领悟了。我确实领悟了，这般突如其来，让我倒抽了一口气。

吉米停下来，惊奇地看着我。

“你这是答应了？”他问。

“我不知道，等一下，”我说，“那事我想明白了。”

吉米紧紧抓住我的肩膀以保持平衡，一动不动。

“你知道玛丽的那个小弟弟吗？被他们弄丢的那个？不……你不知道。”我挣脱开他的手，往前滑，“什么都别说，让我想想。”湖边的雪堆得像易碎的大石块。雪下得很大，地上积了厚实的一层，投下蓝色的影子。

“是那个婴儿。”我大声说。我知道与那个婴儿有关的一切，不过那些事并非玛丽告诉我的，她从不提来阿格斯之前的生活，我是偷听妈妈在厨房的谈话知道的。她的朋友路过，来陪她坐坐，喝点淡而无味的咖啡。她们你一口我一口地抽烟，嚼着很硬的糖霜蛋糕。她们聊天时我常常站在外面偷听。她们不停地谈论阿德莱德姨妈，谈论孩子的父亲怎么没娶她，谈论她为什么抛下孩子一走了之。她们猜测这个婴儿命运将会如何，那个年轻男人把他从玛丽怀中抱走，对他而言到底是福还是祸？那个男人到底有没有老婆呢？

现在，这些问题终于都有了答案。我收到的那封信可以解开疑团。

“想明白了吗？”吉米跟在我身后。他碰了碰我的手臂。

“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我转身面对他。

“什么？”

“我要去明尼阿波利斯，他将在这周被授予神职。”

吉米一脸若有所思的样子。

“听我说，”我说，“现在有件很重要的事，我得好好想想……”我朝刚才我们滑冰时他向我求婚的地方挥挥手。“……整件事。不过现在我得收拾行李。”

吉米没有生气。他很失望，而且一头雾水。我突然主意已定，决定远行，也许是这些让他担心，也许那听上去匪夷所思。不管怎样，他只是轻吻了一下我的脸颊便让我下了车。我迫不及待地重读那封信，调整我的工作安排。我要坐火车去，带一个小旅行包，住在酒店里。我没打长途电话给凯瑟琳·米勒，也不想让她知道我要来。我只是想在那个孩子的神职授任典礼上偷偷混进人群。等我看过玛丽失散的小弟弟之后再决定做什么，寻找合适的时机表明我的身份。我会拿这一切大做文章。

我收拾好行李，做了一些安排，然后预订了车票。临行前的那天夜里，我兴奋得睡不着。即将发生的事太有意思了，就像我闲暇时读过的悬疑小说里的情节。除了阿德莱德的蓝色丝绒盒之外，这封信是唯一的线索，说不定能解释以前发生的一切，解释玛丽为何会在多年前的那个早春突然乘火车来到阿格斯。我把丝绒盒也放进行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觉得这样做合适。我在盒子里放了一张阿德莱德的照片，跟里面的旧典当票、脱落的纽扣放在一起。如果那孩子想知道他妈妈长什么样，我可以给他看照片。玛丽的双手在黑暗中会发出蓝光，这封信曾在她手中，但她的手却没有因信的内容而异常发抖，想到这一点我不禁颤抖起来。

那时的明尼阿波利斯是个好地方，靠着明尼苏达州的粮食和铁路所带来的巨大财富而建立起来。宽阔的大街两边是崭新的人行道，到处都是绿树，一点也不像法戈。即便靠糖、大豆和小麦大赚特赚时，法戈看上去仍像一个四周都是养牛场的小镇。这儿是真正的大都市，福希大厦高耸入云，是这座城市的地标，方圆数英里内都是高级住宅区。我住的酒店房间里摆放的都是质量上佳的厚实家具，还有绣着蕨类植物的窗帘和镶有长方形镜子的精美梳妆台。

因为前一天夜里失眠，所以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沉。时值深冬，天刚蒙蒙亮我便醒了，第一缕光透过窗帘上的图案射了进来。我很清楚自己在哪儿，要做些什么。我要到酒店的咖啡厅喝杯黑咖啡，乘电梯登上福希大厦的顶层，然后去逛百货店，之后我刚好还有时间乘出租车去大教堂。

黑咖啡盛在一个精致的杯子里，杯底垫着餐巾纸。可我却没走进福希大厦的电梯门。电梯操作员问我：“女士，要上去吗？”但我突然感到眩晕，摇了摇头。原本打开的铁艺电梯栅门在我面前关上，门上是闪亮的大厦雕刻。为了聚焦视线，我盯着栅门上那镀黄铜材质的纹章上高高耸起的雕刻，它那沉重的尖顶散发着光芒。百货店之行更糟。我早该料到看一看橱窗里腰肢纤细的模特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她们的眼睛用细毛刷涂成深黑色，嘴唇像是刚喝过水一样湿润。她们戴的帽子上装饰着小小的刺绣图案，手里的皮包式样我从没见过。更难想象的是，她们裙子上的排扣不在衣服正中，而且裙子的下摆很长，比我们店里订购的式样都要长。

“怎么会这样？”我不自觉出了声，“有谁规定衣服都要这样吗？”

我走进店里，发现衣架上全是这类衣服，女营业员穿的也是同样的款式。相比之下，我的裙摆太短，腿露得太多，呆板过时。我脱下手套，抚摸着这些裙子。我看中一条黑底条纹的裙子。

“有什么可以帮您吗？”

我以为是橱窗里的模特变成活人了，这位女营业员简直太完美了。她的发型是手推波浪卷，在法戈做不出这种式样的，还有她身上的新款服装！我恨不得在地毯上找个缝儿钻进去。

“我就看看。”

她眼神呆滞，表现得很不在意。我敢肯定她不是为了销售提成而工作的，要么就是她很有钱，卖衣服只是为了消遣。我一言不发地拿起那条裙子。她接过衣服，转过身，等我跟她走。我跟了上去。我穿上那件衣服，走出试衣间，看着三面相连的大镜子里的自己，十分激动。但当她出现在我身后时，我好像是她的翻版。

“您是来明尼阿波利斯旅游的吗？”

“不是。”我说。

她还没来得及开口，我就晃了晃裙子，然后说：“这件我买了。”

她没有微笑，连一句赞美的话都没说。我回到试衣间脱下衣服，小心地挂了起来。吊牌在袖口下方，我带的钱不够买。我本可以开一张银行汇票给她，但金额实在太高，不是我能买得起的。我穿着吊带裙不安地站在试衣间里，没法正常思考。我盯着吊牌价格反复看，似乎这样就能凭我的意志力改变上面的数字，但那瘦瘦的黑色花体字书写的数字根本没有变化。我慢慢穿上衣服，走了出来，真希望那位女营业员已经去喝咖啡休息了，但她还站在柜台那儿等我。

“小姐，要包起来吗？”她语气平淡，有些不耐烦了。

“我改主意了。”我告诉她。

“哦。”

“我想看看有没有更正式的裙子。”

“当然。”

她转身去招呼其他顾客，我趁机溜走了。

雪中的大教堂很是可爱，很多车已提前停在街区的路边。我跟着其他人走上石阶，今天他们也有家人或朋友领受神职。大门在我们身后关闭，激起一阵声响，天花板也好像震得往上弹，变得更高更巨大了。蓝色、绿色和金色的光圈从圆形的彩色玻璃窗照进来。教堂一楼坐满了人，我从后面的楼梯走上摆放管风琴的二楼。还剩几个空位，长凳边上有几张折叠椅。我屈膝行礼后找了个有阳光的位置坐下。教堂供暖不足，但我的身子在阳光下似乎慢慢暖和起来。不一会儿，我听到管风琴发出呜呜声，不远处一位年长的修女正在拨弄开关，让气流通过管风琴。

她开始弹奏，弓起的小脚快速踩动低音踏板，音乐越来越响亮。我刚拿了一本弥撒书，翻开，那些即将领受神职的年轻人就依次进场。他们身穿白袍，每人手中都拿着一支点燃的白色长蜡烛和一条圣带。我想看清他们的脸，但距离实在太远，这是我没想到的。我没想过该如何认出犹大·米勒。他们在主教的祈祷椅 [2] 边围成一个半圆形。接着，主教进场了，跪下祈祷。教堂里弥漫着白色的菊花、剑兰和康乃馨的芬芳，人们身上散发出樟脑球味、发油味和香水味。圣徒们的脚边挂着白色丝绸的大蝴蝶结，架子上成排的彩色蜡烛摇曳发光。

主教走到座椅边，缓慢而讲究地穿上法衣。我依次打量那些年轻人。那个男孩应该十八岁上下，可能个头不高，跟玛丽一样，或许是红头发，或许长得像跟阿德莱德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但更英俊帅气。不过也有可能长得像他父亲。我从没见过他父亲的照片，也从没听别人描述过他父亲的外貌，只知道是个有家室的人。

接着仪式开始了，主教开始布道，我意识到这自己这次前来不仅充满戏剧性，甚至可能充满危险。我意识到这很可能会毁了犹大·米勒的前程。

主教穿着精美的长袍，头戴法冠，用拉丁文向在场的会众布道。我们看着深绿色封皮的弥撒书。

在基督里满有尊荣的父神，和恩主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