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许可（1/2）

刚刚升上初二，学校围起了铁丝网，网上装上了摄像头，教室里也装上了监控录像。这一定是花了学校一大笔钱。前一年我们学校的升学成绩糟糕，有几所并非天才们组成的学校，成绩竟然悄悄地和我们接近了，而且有几个孩子在初三的时候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这样双重的打击让柳校长坚信要用更严密的手段控制学校里每个人的一举一动。而成绩下滑和出现精神病的原因都是一个：胡思乱想，不守纪律。铁丝网的功用是要把学生和紧挨着学校围墙的小贩隔离。这些小贩大都是各行各业的失败者，又不甘心饿死，就打起来学生的主意。有的卖饮料，这些多是老人，因为饮料和雪糕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商品，找到地方批发来，在家里冻好，就可以抱着一个纸箱子卖。这些老人的活动范围紧挨着操场，谁要跑得热了渴了，兜里又有些零钱，就走向铁栅栏，一般情况下都会有几个老人同时围在学生的周围，向着伸出铁栅栏的手塞进饮料，学生挨个摸一摸，买下一瓶最凉的；有的卖明星海报和花里胡梢的小本子，这些人一般都是中年人，知道一点哪些明星当红，哪些明星已经过气了，有的时候海报上是漫画人物，一度流川枫和仙道卖得最好，学校外面的小路上就躺了一地的流川枫和仙道，摆着姿势上篮或者投射。他们的位置是小路另一边，冲着学校把东西摆好，若想买，从栅栏里伸出手是不行的，也不会有人这么买海报和本子，都得走到近前在五颜六色中挑一挑，所以他们生意集中在课间和午休。因为这几年我们放学的时间越来越晚，下课之后的生意大多数人不做了，黑灯瞎火的，看不出来哪个好看，买的人就少；有的卖炸鸡排和烤羊肉串，这些人一般都是正当年，手脚麻利，反应也快，有的时候学生把摊子围起来，乱哄哄一片，谁交了钱还没吃上，谁没交钱也没吃上但是已经点好了，谁吃上了还没交钱，都得心里有数，稍一含糊就可能让一些小坏蛋钻了空子。有的时候城管来抓，卖饮料的抬腿就跑，卖海报的把毯子一圏，也抬腿就跑。卖鸡排和羊肉串的可不行，这些人多是夫妇，一个推着车，还得小心上面的炉子别掉下来，一个拎着锅和生肉，互相提醒呼喊着跑走。有的时候正赶上几个学生拿到了肉串或者鸡排还没给钱，这是让小贩最头疼的，一边喊着另一个快点跑，一边从学生的手里抓钱，同时还得目测城管和自己的距离和城管推进的速度，有的学生故意磨磨蹭蹭找钱，他还得记住他或者她的脸，下次见到，把钱要回来。

当时我家已经搬到了市区里。在我爷爷去世十几年之后，我的奶奶在睡梦中死去了。她老人家生命里的最后二十年，渐渐失去了记忆新事物的能力。小时候日本人打进东北，她剃了个秃子，躲在高粱地里的事情她还记得清清楚楚，甚至记得那一天一边跑一边还抱着一屉饺子，可后来的世界她便完全与之分离，尽管我在一点点长高，我的父亲和母亲在一点点变老，可在她的脑海中，我一直幼小，而我的父亲母亲永葆青春。每次别人指着我，告诉她这个孩子是谁的时候，她都摇摇头，把手抬到自己的肩膀附近说：不对，不对，我孙子就这么高。她去世之后，我父亲作为独子，毫无争议地继承了我爷爷奶奶在市区里的房产，一间七十平方米的老楼房。我史无前例地有了一间屋子，和属于自己的抽屉，也史无前例地睡在一张叫作床的东西上面，不用再一边烧火一边跑过去摸摸火炕热了没有，而是开始学习怎样使用液化气罐。

这个新家的对面，就是我们城市的第一医院，直线距离不超过三百米，在我父亲躺在这个医院21楼301室2床之前，我从没有想到过这三百米是多么远的距离。

搬入新家不久，住上楼房的喜悦还没有散去，我的父母一起失业了。工厂终于彻底倒闭，他们的最后幻想随之彻底破灭，他们就此成为庞大的下岗潮流的一员。就在由于自己除了拧螺丝别无长技而犯愁的时候，他们俩因为来学校开家长会发现这些摆摊的人有很多和他们年龄相仿，有了灵感。回到家买了两口大锅，翻出我小时候的婴儿车。那辆车虽然陪伴我若干年，可我无法记起它的样子，在我爸把它从摆废物的小房子里拽出来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竟然在它的里面躺了好几年。它实在太简陋和破旧，就算它是崭新的，也实在不太像婴儿车，而像是一堆不知所云的烂铁。我爸说：这是你爷买的，当时最好的。那时候咱家条件好，你爷有手艺，可惜你爷一死就完了。我没说话，我的爷爷在我印象里一直卧床不起，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不但不能挣钱还一直在花钱。在他死后，我的爸妈不断地讲述他的故事，主要是那时候我们家多么富裕，他多么疼爱我，把我当作掌中宝，可我就像记不起婴儿车一样记不起他，在婴儿车出现的时候，我记起了一点，我觉得它有点像我躺在床上的爷爷。我问：爸，你把这玩意找出来干吗？我爸没说话，把新买的锅放在以前我躺的位置，神气地说：我就说一定正好，你妈还说得改改。我说：你要推着这锅干吗去？这时候我妈妈从外面走了进来，提着一麻袋的生苞米，我明白了，从此以后，我学费就得从这婴儿车和锅里来了，他们俩准备开始卖煮苞米了。我当时的反应还不像长大之后那样迟缓，那时候我不喝酒也不抽烟，也不和各种各样的女人睡觉。我马上意识到两点，第一，这件事情的坏处是他们俩要比之前更辛苦，因为我看见过城管对付小贩的手段，就像是家长打儿子一样想怎么揍就怎么揍，这会让我念书这件事变得更加重要，不容有失，我花的可是他们俩的血汗钱；第二，这件事情还可能更坏，就是他们准备去我的学校外面卖苞米。这两点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我差点哭出来，我妈看见我的脸在变形，说：儿子你不要担心，这点苦我和你爸吃得了，而且我们家离医大一院这么近，生意肯定不错。我马上把眼睛揉了揉说：期末我一定考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可这句不着边际的客套话的效果出乎我的意料，我妈的眼泪流了下来说：你知道你爸妈不容易就行了。我马上哭了，结果我们三个人围在一起，哭了一场，他们俩哭是觉得儿子懂事了，而我是因为恐惧。

自从有了铁丝网，卖饮料的老人基本上消失了，卖其他东西的小贩每天被我们德育处的体育老师和城管驱赶，惶惶不可终日，终于也都不见了。教室的监控录像也渐渐起了作用，有几次正上着课，德育处的老师突然推门而入，把一个学生放在腿上的漫画书抢过去，而那个人正把教科书竖着摆在书桌上当掩体，若没有监控录像，确实是很难发现的。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几次之后，几乎没人敢在课堂上说话传纸条或者看课外书，老师们觉得课堂的秩序特别纯洁，柳校长也几次三番在全校大会上说：外面现在搞市场经济，我们也要搞学校里的市场经济，不要怕花钱，只要有效果，钱都是会挣回来的。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认真考试，不要想其他的事情，那些事情你们以后想也来得及，现在就是要把成绩搞上去，这些设备的钱，实话说，都是你们父母的钱，你们要珍惜自己父母的钱，不要让学习的心血和父母的钱打水漂。每次老柳讲这个，许可都在我旁边叨咕：我们花钱监视自己，我们怎么那么傻逼呢？我说：我们就是傻逼，没他妈一个好人。他说：不知道柳校长真人什么样？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每次看见他都是在主席台上坐着。许可是个大胖子，在我长大了之后，认识了很多中年人，才知道那时候许可的胖法已经和中年人差不多，所以准确地说他是一个老气横秋的胖子，可他却喜欢踢球，哦，准确地说，他喜欢守门。我则喜欢射门，经常把球胡乱射在他肥胖的身体上，他好像不疼一样，捡起球来踢走，然后笑眯眯地回到门前。在我们学校围上铁丝网和装上监控录像的同时，足球这项运动被禁止了，或者说足球被禁止了。老师通知我们，足球及其他运动会让你们分心，就像是门外的小贩会让我们分心一样。所以足球和小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了。贯彻这项规定的办法就是，如果操场上出现足球，无论是谁的，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是停下来还是滚动的，是准备拿走还是刚刚带来的，通通没收，再不归还。没收之后的足球就摆在德育处的办公室里，规定下达之后没多久，德育处就摆了各种各样的足球，而操场则一个足球都没有了。其他班的男生，有的胆子大，趁德育处的老师不注意就跑进去把自己的足球偷了回来。老师们发现之后，并没有追查是谁偷的，而是找来一根长钉子，把剰下的足球都扎漏了。篮球还是可以玩的，这让我们这些更爱踢足球的小个子大为迷惑和不平，后来我们想起来，柳校长站起来的时候是一个大个子。

足球被取缔之后，我们还是想出来了办法解决自己的脚痒。我们开始踢网球。网球的体积就是网球那么大，便宜，结实，被抢了去，两块钱一个，再去买。这是网球的好处，坏处当然是太小，又太硬。刚开始踢网球的时候，很多人踩在球上摔倒，或者一群人围在一起抢了半天，发现球没有了，谁也找不见，被谁不小心踢到草丛里，或者掉进土洞里了。有的时候一个课间十五分钟，踢球三分钟，剰下的时间找球；有的时候有人一脚吊射，守门员手上一漏，掉进兜里。如果是真正的足球这些可笑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许可就是守门员，自从踢上网球，许可就从众多喜欢守门的人里脱颖而出了。因为他最胖，那时候我们的球门又小，几乎和他的身体等大，他挡在门前，只要把胯下看住，球是很难进的，他又不怕疼，有几次他被踢得很惨，脱了衣服身上像金钱豹一般，可他还是笑眯眯的，好像是刚拔了罐子。但是网球最让我们害怕的不是这些，而是网球会踢到鸡巴，据说疼得让人想要咬人。

那时候我刚刚知道撒尿的东西除了撒尿，还有别的用处。是刘一达告诉我的。一次他去书店，趁店员不注意，把一本书撕下一页。他把那页褶褶巴巴的纸拿出来给我看，说那上面是女人的生殖系统，逐一告诉我构造。他还讲了很多，我越听越觉得烦躁，心里也有了一些异样。从那时起，我开始重视自己撒尿的东西了，觉得虽然长得丑了吧唧，却有很大的能耐，应该刮目相看。

突然有一天早上醒来，看见它在裤衩里抬起头，胀得像个小苞米，吓了自己一跳，怎么自己的两腿之间多了个小怪物，一会儿大一会儿小的。我没法喊我爸，问他如何让它变小，觉得他肯定

不知道，这件事应该没在他身上发生过，一定是我病了。我心里一紧，想如果这东西病了，脱了裤子让大夫看，多他妈的难堪，我就用手拍，拍了半天，手都拍酸了，它竟更大了。我心想这下彻底完蛋了，得了病，耽误课，下回考试一定比上回更惨。一想到考试，它就渐渐蔫了下去，裤衩能装下它了，我才算渡过难关，但是还是有点担心，不知道这病什么时候会再犯。骑上车，背着一书包的恐惧，感觉到车座顶着那个已经恢复正常的家伙，迎着风上学。走进教室，一眼就看见她，早上刚刚洗干净头发，发梢还有水珠，穿着白衬衫，手里拿着钢笔，歪着头溜号。我确信她一定是溜号了，虽然她手中笔在不停地写，她的眼睛对着面前的练习册，可我知道她的魂儿在别的地方，她不会记得她写了什么，也不会知道自己有多美，她就那么神游太虚，有点神秘，好像从一个干干净净的地方来，再也回不去了。我意识到自己又犯病了，马上把书包推到身前，挡在腰间，钻进座位，掏出教材，告诉自己：考试，考试，快想想考试，可怎么也想不起考试，只想再看一眼她。我的脖子不听自己的指挥，径直向她扭去，她的笔这时叼在嘴里，若有所思地上下颤动。我的病更重了。这时我看见她的头上就是高杰做的跑道，看到自己的跑道前一朵红花也没有，看到刘一达、隋飞飞的红花好像拜堂的红烛一样火苗越烧越高，我平静了一点，裤子也松了一圏。这时孙老师走进来，说：把《海淀考王》翻到第三十八页，撕下来。大家都找出尺子，把三十八页撕下来。她说：把书包都交到讲台。大家把书包扣上，放在讲台，堆得像个垃圾场。她说：四十五分钟把三十八页做完，想什么呢都，现在就做，8点交卷。我发现，自己好了，孙老师的声音一下让它变小了，比平常还小。

可是从此之后，这个病还是缠上我。开始是看见她穿了新衣服或者白衬衫换了款式就要犯，之后只要看见她就要犯，再后来，无可救药，想到她就要犯。这下子让我无处躲藏，眼睛可以藏起来，只要我把自己藏起来，眼睛就跟着藏起来，可思想却没有地方可以躲，它名义上虽然在我脑海里，可是完全不受我的控制，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想谁就想谁，而且最要命的是，思想这东西最叛逆，你越是不让它想，它越是赌气一样想过去。本来我在这铁丝网里活着，喘气就有些困难，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卡住我的脖子，向我提出批评，告诉我不该如此，失眠虽然还没有开始，但是已经有些呼吸困难。有时候站在校园里，看着偌大的操场和场边的荒草，大口地喘气，回到教室继续气若游丝地写题。这下子可好，自己又开始找自己的麻烦，每天和自己的思想较劲，这可不是个小工程，我就像忽然变成了两个人，每天扭打在一起，而应该的那个我却总是败给不应该的那个我。

这时候，许可救了我。

一天正踢网球，我一脚射在他身上，他捡起球，抬脚踢出来，结果踢得不够高，可足够快，就像他蹲着射出一枚肩上的迫击炮弹，我当时正沉浸在射门失手的懊恼里，这颗炮弹不偏不倚地踢中了我的两腿之间。我感到两腿不可抑制地向中间并拢，膝盖如同有人从后面踢中腿窝一样向前跪倒。我没有发出一声叫喊就团在一处，给许可行了个五体投地的大礼。他向我跑来，把我的脸托起来，问：十环？我在牙缝里说：靶都让你踢漏了，太他妈的疼了。他说：是那里太疼了吧？我说：操你妈的，你有这脚法守门真他妈的白瞎了。其他人看我还能骂人，就把我扔在那儿，找那个该死的网球去了。我说：别找了，在这儿呢。说着从手里把球扔给他们，那一瞬间我竟然把球夹住了。许可说：走。我弯着腰说：走不动。他说：那也得走，你越窝着越疼，你得让这疼劲在身上扩散，走走就好了。我说：你他妈的倒是拉我一把。他把胖手伸进我腋下，把我架在他半边肩膀上说：去厕所，看看。我觉得对，就倚在他身上向厕所走去。进去之后，脱下裤子检查一番，他说：没事，坏了哥们儿帮你修。我知道他没说笑话。他本来是分数不够的，事实上是差了一半的分数，他老爸送了五万块钱给校长，还答应给学校建一栋教学楼，价钱好说，他才成了这个班级里的一个。据说他爸是这座城市里最早的几个房地产商之一。这个胖子虽然是个贫嘴，但是为人很讲义气，因为家里有钱，学习又太差，所以也就没什么烦恼，朋友也多。他说:你尿尿试试。我说:一点尿也没有，都让你踢回去了。他说：我帮你吹口哨。说着就吹起来，是《友谊地久天长》，他竟然在这样的时候还吹出了一个曲子。我小时候倒是听过我妈的口哨，现在还记在脑海，那是一种没有曲调的刺激，带着威逼和催促，越是吹我越是尿不出来，一停下我马上尿出一大泼，我妈错以为是她的口哨起了作用，其实是她的口哨停下来起了作用。在《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底下，我竟然真的尿出了一点，然后使劲甩了甩，甩出的比尿出来的多，但也总算证明这个功能还在。许可用大手使劲拍了一下我的后背，说：我就觉得你那玩意儿应该结实，把球都夹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