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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再次在比利的房间里醒来。这次床上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西莉亚，没有宿醉，没有灾难。

我得承认：一个人独占这张床的感觉真好。

有那么一会儿，我听着莉莉剧院逐渐复苏的声音。我从没想到我还能再听到这些声音。肯定有人在洗澡，因为水管正砰砰地抗议着。两部电话机已经响了起来——一个在楼上，另一个在楼下的办公区。我太高兴了，感觉轻飘飘的。

我披上睡袍，溜达着去给自己做咖啡喝。我发现赫伯特先生坐在厨房的餐桌旁，还是老样子——穿着汗衫，盯着记事本，喝着山咖，为新剧编着笑话。

“早上好，赫伯特先生！”我说。

他抬头看了看我，然后——让我震惊的是——他居然笑了。

“看来你被复职了，莫里斯小姐，”他说，“很好。 ”

那天中午的时候，我就已经跟佩格和奥利芙到了布鲁克林造船厂，了解手头的工作。

我们是从中城区上的地铁，在约克街车站下的车，然后又换了一辆有轨电车。在接下来的三年内，我几乎每天都这样通勤，遇上过各种各样的天气。我会和成千上万个上班族一样沿着这条线路通勤，大家全都准点换着班。通勤的路程很无聊，有时候甚至会累到让人丧失斗志。但在那一天，一切都是新的，我心里很激动。我穿了一套很时髦的淡紫色西装（我再也不会穿着这么好的衣服去那个脏兮兮、油腻腻的地方了），头发卷卷的，很干净。我随身带着证件，这样我就能正式就职成为海军雇员了（入职船坞和码头局，职务类别：技工）。这份工作的薪水是每小时七十美分，对于我这个年龄的姑娘来说算是发财了。他们甚至还发给了我一副护目镜——虽然对我的眼睛造成最大威胁的，是佩格吹到我脸上的烟灰。

这是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如果不算在克林顿老家时我在父亲的办公室做的工作的话，而那个真的不该算进来。

又要见到奥利芙了，我很紧张。我还在因为我的恶劣行径，以及因为需要她把我从沃尔特·温切尔的魔掌中救出来而感到羞耻。我怕她会狠狠地训斥我一顿，或者不给我好脸色。那天早上我第一次跟她独处了一会儿。我、佩格和她正在往楼下走，准备出门去布鲁克林。佩格需要跑回楼上去拿她的保温杯，于是有那么一分钟的时间，只有我和奥利芙站在莉莉剧院二楼和三楼间的楼梯口。我觉得这是道歉的好时机，以及谢谢她勇敢地救了我。

“奥利芙，”我开口了，“我欠你一笔大的——”

“哎，薇薇安，”她打断了我，“别这么斤斤计较 。”

这事就这么结了。

我们有工作要做，没工夫说些有的没的。

具体来讲，我们的工作是这样的：

军方给我们布置的任务是每天在布鲁克林造船厂演两场戏，就在沃拉博特湾一家熙熙攘攘的食堂里。你要明白，安吉拉，造船厂特别大 ——它是世界上最繁忙的造船厂——建筑物占地八十多万平方米，战争期间近万名员工一刻不停地在里面工作。造船厂里营业的食堂有四十多家，而我们只负责其中一家的“娱乐与教育”。我们的食堂是第二十四号食堂，但大家都管它叫“萨米”。（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这家的三明治特别多？或者也许是因为我们的主厨是塞缪尔森先生？）萨米每天要喂饱上千号人——它把大堆大堆歪七扭八、无精打采的食物，提供给同样歪七扭八、无精打采的工人。

我们的任务是在这些筋疲力尽的工人吃饭的时候，给他们助助兴。但我们不止助兴而已，我们还要负责动员。海军通过我们传递消息，激发斗志。我们必须时刻让大家对希特勒和裕仁满腔怒火（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讽刺剧里把希特勒杀死了那么多次，我无法相信这位远在德国的男士竟没做关于我们的噩梦）。但我们也得让工人操心在海外打仗的男孩子们的福祉——提醒他们：但凡他们在工作上偷懒了，就会将美国水手置于危难之中。我们必须警告大家，间谍无处不在，管不住嘴就会沉船。我们要对大家进行安全教育，通报最近的新闻。除了所有这些之外，我们还得应付军方的审查员，他们常常坐在第一排看我们的表演，以确保我们没有偏离党的路线。（我最喜欢的审查员叫格申先生，人很和善。我跟他相处了太久，都变得像一家人了。我参加了他儿子的犹太教成人礼。）

我们要把以上所有信息在三十分钟的时间内告诉工人，一天两次。

连续三年。

而且我们必须让素材好玩、有新鲜感，不然观众可能会朝我们扔食物的。（“重回一线的感觉真好啊。”佩格在观众第一次嘘我们的时候开心地说道——我觉得她是真心的。）就我们的“剧场”而言，这是一项费力不讨好、也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海军没给我们什么发挥空间。食堂前面有个小小的舞台——其实就是个用粗糙的松木搭成的台子。我们没有幕布，也没有舞台灯光，我们的“乐队”不过就是一架立式酒吧钢琴而已，弹钢琴的是一位本地小老太太，名叫莱文森太太，她敲琴键的时候是那么用力（这与她的身型是那么不协调），从沙街那个大老远的地方就能听到音乐声。我们的道具就是蔬菜筐，而我们的“化妆间”就是厨房后面的一个角落而已，紧挨着洗碗机。至于我们的演员，他们不算是这一行的精英。战争打响以来，大部分纽约娱乐圈的人要么去打仗了，要么在工厂里找了好差事。这意味着留给我们招募的，只有奥利芙很不客气地称为“又傻又差”的那类人。（对此，佩格同样很不客气地回复道：“这跟其他任何一家剧院有什么区别？”）

于是我们只能凑合。我们让六十多岁的男人演年轻的情郎。我们让大块头的中年妇女演未谙世事的少女，或少男。我们给演员付的薪水比他们在流水线上能挣到的少多了，所以我们的演员和舞者经常会被造船厂抢走。某些年轻漂亮的姑娘前一天还在我们的舞台上唱歌，第二天你就会看到她用印花大手帕把头发扎了起来，穿着工作服在萨米吃午饭了。她的兜里揣着扳手，丰厚的薪水也快到手了。在一个姑娘见过丰厚的薪水以后，你就很难让她重回聚光灯下了——更何况我们根本没有 聚光灯。

当然了，攒戏服是我的主要工作，虽然我偶尔也写写剧本，有时候甚至还会写一两首歌词。我的工作从没这么棘手过。我几乎没有预算，因为打仗的缘故，我需要的所有材料全国都缺货。短缺的不仅仅是布料而已，纽扣、拉链和搭扣你也买不到。我开始疯狂地想奇招了。一天早上，我在第十大道和四十四街的交叉口发现了一个被塞得鼓鼓囊囊的烂沙发，它正等着被拉到垃圾场去。我从上面扯下了双色提花锦缎，用它为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这个角色做了一件背心。这是我的高光时刻。（我不会假装说这件戏服闻起来不错，但我们的国王看上去真的像个国王——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这个角色是由一个胸脯都已经塌陷的老人演的，开演一个小时之前他还在萨米的后厨煮豆子呢。）

不用说，我成了劳特斯基缝纫用品及二手服装市场的常客——比战前更甚。现在正在念高中的玛乔丽·劳特斯基成了我的戏服搭档。她真的帮我解决了很多难题。劳特斯基如今签了合同，向军方提供织物和旧衣服，所以就连他们都没有那么大量或那么多花样的东西可供挑选了——但他们依然是城里最好的一家。于是我把自己薪酬的一小部分分给了玛乔丽，而她则把最好的材料都挑出来留给了我。说真的，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我是不可能完成工作的。虽然我们有年龄差，但随着战争的延续，我们两个真心喜欢上了彼此，而且我很快就开始拿她当朋友看了——虽然她是个古怪的朋友。

我依然记得我第一次跟玛乔丽合抽一根烟的场景。那是隆冬时节，我站在她父母仓库的卸货台上，想在搜刮大桶的间隙安静地抽一根烟。

“让我抽一口呗？”一个声音从我身边冒了出来。

我低下头，看到了娇小的玛乔丽·劳特斯基——她不过四十三千克——身上裹着一件大得离谱的浣熊皮大衣，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兄弟会的男孩经常穿着这种衣服去看足球比赛。她的头上戴着一顶加拿大骑警帽。

“我才不给你烟抽呢，”我说，“你才十六岁！”

“没错，”她说，“我已经抽了十年的烟了。”

我饶有兴致地屈从了她的要求，把烟递了过去。她用让人刮目相看的娴熟技巧吸了口烟，然后说：“这场战争让我很不满意，薇薇安，”她用厌世的神情盯着外面的小巷，这不禁让我觉得有点好笑，“它惹得我很不开心。”

“惹你不开心了，是吗？”我努力憋着笑，“那你应该做点什么！写封言辞激烈的信给你们的议员。去跟总统谈谈。给这件事做个了结。”

“我等了好久想要长大，但现在长大也没什么盼头了，”她说，“就是打打打，工作工作工作。让人觉得很累。”

“一切很快就会结束的。”我说——虽然我自己也不确定这件事。

她又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然后用一种很不同的语气说：“我欧洲的所有亲戚都有了大麻烦，你知道吗。不把他们赶尽杀绝，希特勒是不会罢休的。我母亲连她姐妹的下落都不知道，还有她们孩子的下落。我父亲成天给大使馆打电话，想把他的家人接到这边来，很多时候我都得给他做翻译。但看上去似乎没有任何办法让他们过来。”

“哎，玛乔丽，我很抱歉。这太可怕了。”

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这么严峻的情况，似乎不该是一个高中生去面对的。我想抱抱她，但她不是那种喜欢拥抱的人。

“我对每个人都很失望。”在沉默了许久之后她说。

“具体是对谁？”我以为她会说是对纳粹。

“成年人，”她说，“所有成年人。他们怎么能让世界失控到这个地步呢？”

“我不知道，亲爱的。但我觉得没人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明显没有， ”她用夸张的轻蔑语气说道，还把抽剩下的烟弹到了小巷里，“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我很迫切地想长大。这样我就不会再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摆布了。我觉得我越早全面掌控局面，我的生活就会变得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