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2/2）
我哭了一整晚，但第二天还是回去工作了。
那些年，很多人都不得不做这种事。
我们痛哭，安吉拉，然后我们继续工作。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罗斯福去世了。
对我来说，这像是又一位家庭成员的离世。我几乎不记得还有过其他总统。不论我父亲对这个人有什么看法，我都爱他。很多人都爱他。在纽约，当然我们所有人都爱他。
第二天，造船厂的氛围很压抑。在萨米餐厅里，我把旗子（其实是遮光窗帘）吊在了舞台上，让演员朗读着罗斯福几年来的演讲片段。演出结束的时候，一个钢铁工人——皮肤黝黑、胡子花白的加勒比人——自愿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唱起了《共和国战歌》，他有保罗·罗伯逊的嗓音。我们其他人默不作声地站着，这个男人哀伤的歌声让墙壁都颤抖了起来。
杜鲁门总统静悄悄地快速顶了上来，没有摆排场。
我们全都工作得更努力了。
可战争依然没有结束。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我哥哥那被烧得扭曲的航空母舰残骸自己顺着洋流驶入了布鲁克林造船厂。不知怎的，富兰克林号 航空母舰竟一瘸一拐地穿越了半个地球，驶过了巴拿马运河——由一群幽灵船员掌舵——如今抵达了我们这所“医院”。她三分之二的船员都已经丧生、失踪或负伤了。
海军乐团在码头上弹奏挽歌，迎接着富兰克林号 ，迎接她的还有我和佩格。
我们站在码头上致敬，看着这艘遍体鳞伤的航空母舰——我把她当作我哥哥的棺材——尽全力驶回了家，以求修复。但只要看一眼那堆被烧得漆黑、内里已经完全被摧毁的废铁，就连我都知道，没人能修好这个 东西。
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德国终于投降了。
但日本人还在抵抗，而且他们抵抗得很顽强。
那一周，我和莱文森太太为工人们写了一首歌，叫《打倒一个，还剩一个》。
我们继续工作着。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日，玛丽王后号 驶入了纽约港，上面载着一万四千名从欧洲归乡的美国军人。我和佩格在上西区的九十号码头迎接了他们。佩格在一块老旧舞台背景板的背面喷了个标志牌，写着：“嘿，你 ！欢迎回家 ！”
“你到底在欢迎谁回家？”我问道。
“他们每一个人。”她说。
最开始的时候我犹豫要不要加入她。想到要看着成千上万个小伙子凯旋——但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沃尔特——似乎难受得让人无法忍受。但她坚持要这么做。
“这对你有好处，”她预示道，“更重要的是，这对他们 有好处。他们需要看到我们的脸。”
后来，我很高兴我去了。非常高兴。
那是初夏时节非常美妙的一天。那时，我已经在纽约生活了三年多，但依然没有对我的城市在这般完美的晴朗午后散发出的美免疫——那天的天气既柔和又温暖，你不禁会觉得整个城市都爱你，除了你的快乐之外它别无所求。
水手、士兵（和护士！）沿着码头蜂拥而下，组成了狂欢的庆贺人潮。他们被欢呼的人群迎了上去，我和佩格组成的代表团在人群中虽小，但却激动万分。我和她轮流挥舞着标志牌，欢呼着，直到把嗓子都喊哑了。码头上，一支乐队正大声演奏着那一年的流行曲。军人们把气球扔到了空中，我很快便意识到那根本不是气球，而是吹了气的避孕套。（我不是唯一一个意识到这点的人——我周围的母亲们正使劲阻止她们的孩子去捡那些东西，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一个瘦瘦高高、睡眼惺忪的水手走过我身边时停了下来，看了我好久。
他咧嘴笑了笑，然后用浓重的南方口音说：“我说，宝贝——这地方叫什么名字？”
我也冲他咧嘴笑了笑。“我们管它叫纽约，水手小哥。”
他指了指码头对面的几架起重机，说：“看上去这地方将来会挺不错的，等它完工以后。”
然后他用胳膊搂住我的腰，亲吻了我——跟你在那张著名的照片，就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天摄于时代广场的照片上看到的一模一样（那一年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上演）。但你从未在那张照片上看到过的，是那个姑娘的反应。我一直好奇她对于自己那个吻作何感想。我猜我们永远不得而知。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对于我的 吻作何感想——那个吻很长，很老练，而且相当有激情。
好吧，安吉拉，我喜欢那个吻。
我真的 很喜欢它。我马上就回吻了他，可是——不知怎的——我哭了起来，而且停不下来。我把脸埋进他的脖子里，紧贴着他，用眼泪浸湿了他。我为我哥哥而哭，为所有永远无法回来的小伙子而哭。我为所有失去了爱人、失去了青春的姑娘而哭。我哭是因为我们在这场没完没了的可恶战争上耗费了太多年的时间。我哭是因为我太他妈累了。我哭是因为我怀念 亲吻男孩子的感觉——而且我想亲吻更多！——但如今我是个二十四岁的老巫婆了，我会遭遇什么呢？我哭是因为这一天那么美，阳光照耀着，所有一切都是辉煌灿烂的，但所有一切却也都是不公平的。
我相信，那个水手最开始搂住我的时候，没料到会是这样。但他很好地应付了这个场面。
“宝贝，”他在我耳边说，“你不用再哭了。我们是幸运的。”
他紧紧地抱着我，任我泪如泉涌，直到最后我控制住了自己。然后他松开拥抱，笑了笑，说：“好了，让我再来一下怎么样？”
然后我们又接起吻来。
又过了三个月，日本才投降。
但在我心里——在我那段朦朦胧胧的桃红色夏日记忆里——战争在那个瞬间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