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盖尔芒特家那边 （9）（2/2）

在巴尔贝克时，有一天人们救了一个不愿意被人救的投水自尽的寡妇，寡妇对我说（也许是为一种预感所驱使，有时候，我们能从自身神秘莫测的、但似乎能反映未来的器官生活中得到预感），她没见过象这样残酷的事，一个走投无路的女人想死，却不让她死，偏要她继续遭受痛苦的煎熬。

我们急忙上前扶外祖母，她同我母亲进行了一场近乎粗暴的搏斗，最后败下阵来，被强行按在安乐椅上。她已没有愿望，也没有遗憾，她的脸又变得没有表情了。她开始仔细地把皮大衣掉在她睡衣上的毛毛一根根地捻掉。这件大衣是我们刚才手忙脚乱地给她披上的。

她的眼神完全变了，时常充满忧愁、哀怨和惊慌，再不是从前的样子了，而是一个说话颠三倒四的老妪所特有的那种无精打采的眼神。

弗朗索瓦丝老问我外祖母想不想梳头，问多了她也就相信这是我外祖母自己提出来的了。她拿来了毛刷、梳子、香水，还有一条披肩。她说：“我给阿梅德太太梳梳头，累不着您的。身体再虚弱，让人梳头总是可以的。”换句话说，谁也不会虚弱到不能让人给梳头的地步。但是，当我走进房间，看见弗朗索瓦丝那双冷酷无情的手在不停地摆弄一个脑袋，脑袋被摆弄得时而精疲力竭，时而疼痛钻心，无法保持必需的姿势，东歪西倒，脑袋上垂老的头发无力忍受梳子的接触，发出哀怨，可是弗朗索瓦丝却神情兴奋，仿佛正在使我外祖母恢复健康。我看到弗朗索瓦丝快梳完了，不敢催她，也不敢对她说：“够了”，怕她不服从我。但是，我看见弗朗索瓦丝残忍而无辜地把一面镜子放到外祖母面前，让她看看头梳得满意不满意，这时，我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开始，我为能及时地从弗朗索瓦丝手中夺走镜子，没有因一时疏忽而让外祖母从镜子里看见她自己无法想象出来的模样而感到高兴（我们一直十分小心，不让她接触任何镜子），可是，唉！我只高兴了一会儿，当我俯身吻她那被摆弄得精疲力竭的美丽额头时，发现她用一种惊奇的、不信任和气愤的目光看着我：她没有认出我是谁。

据我们的医生说，这是脑充血加重的一种征兆。必须把血抽掉。戈达尔大夫踌躇不决。弗朗索瓦丝希望医生采用“划痕”吸杯法，但把“划痕”说成了“挖痕”。她在我的词典中找这个词，但没找到。即使她说“划痕”，而不是“挖痕”，也休想找到，因为她查错了词的部首，她嘴里说的是“挖痕”，但写起来（因而也就认为这是正确的写法）却成“滑痕”了。使她感到失望的是，戈达尔大夫倾向于——但不抱很大希望地——用蚂蝗。几个钟头后，我走进外祖母的卧室，看见黑乎乎的小蛇爬满了她的颈背、太阳穴和耳朵，在她血淋淋的头发中扭动，就象在美杜莎1的头发中扭动一样。可是，在她苍白而镇定的、静止不动的脸孔上，我看见一双睁得很大的、明亮而安详的眼睛，还象从前那样漂亮（也许比病前更充满智慧，因为她不能够说话，不能够动弹，全凭她的眼睛表达思想，多亏蚂蝗从她身上吸走了几滴血，她的思想似乎可能自然而然地得以再生），火光照亮着病人面前重新获得的世界。她的平等不再是绝望音的逆来顺受，而是希望者的顺从。她意识到她的病情将要好转，她要小心谨慎，不想动弹，只是赐给我一个动人的微笑，让我知道她感觉好了一些，同时轻轻捏了捏我的手——

1美杜莎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原是美女，因触犯雅典娜，头发变成毒蛇，面貌也变得奇丑，谁要是看她一眼，就会变成石头。

我知道，有些动物外祖母一见就会浑身起鸡皮疙瘩，更不用说把它们放到身上了。我知道，她是为了有好的治疗效果才容忍蚂蝗爬在她头上的。因此，当弗朗索瓦丝象逗孩子似地嬉笑着对我外祖母说“啊！瞧那些小虫在太太头上跑得多欢”时，我又气又恼。何况，这是对我们病人的不尊重，好象她变得年老昏聩了。但外祖母却象没听见似的，脸上露出了禁欲主义者的勇敢而平静的神态。唉！蚂蝗一撤走，就又开始充血了，而且越来越严重。外祖母的情况很糟，但令我惊讶的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弗朗索瓦丝却时常离开病房，因为她给自己定做了一套丧服，不想让女裁缝等她。在大多数妇女的生活中，不管什么事，哪怕是最悲伤的，最后总要有一个试穿衣服的问题。

几天过去了。一天，我正在睡觉，母亲半夜里把我叫醒。她象一个遇到严重情况，内心极度痛苦，但又不想给别人带来任何烦恼的人所做的那样，关心和体贴地对我说：“原谅我，打搅你睡觉了。”

“我没睡着，”我醒来时回答说。

我没有撒谎。觉醒会引起很大的变化，与其说把我们带进了清晰的意识活动，毋宁说使我们忘记了乳白色海底下那种朦胧的智慧之光。刚才我们还在其中遨游的朦朦胧胧的思想使我们产生了足够的意念，把这些思想命名为醒着，可是这时候，觉醒遇到了记忆的干扰。不久，我们就把这些朦胧的思想叫做睡眠，因为我们记不清想的是什么了。当这颗明星闪闪发光，在睡眠人觉醒之际，照亮他身后的整个睡眠时，睡眠人在一瞬间会相信自己没有睡着，而是醒着；其实，这是一颗流星，随着光亮消失，不仅带走了梦的虚假的存在，也带走了种种梦境，使醒来的人对自己说：“我睡着了。”

母亲问我，现在能不能起床，会不会感到太累，她的声音是那样温柔，生怕把我弄疼；她轻轻地抚摸着我的手：

“可怜的孩子，现在你没有别人，只有你的爸爸和妈妈可依赖了。”

我们走进卧室。一个人蜷曲着躺在床上，一点也看不出是我的外祖母，倒象一个动物，披着外祖母的头发，躺在外祖母的被窝里，喘息着，呻吟着，被子随着她身体的抽搐而抖动。她眼睛闭着。但眼皮与其说是睁着，不如说合得不严，因而露出了一角眼珠，没有光泽，蒙着一层眼屎，反射出昏暗的视力和阴沉而痛苦的内心。外祖母焦躁不安，这不是做给我们看的，因为她既看不见，也不再有意识了。可是，如果说在床上骚动的仅仅是一个动物，那么我外祖母又在哪里呢？然而，从鼻子的形状可以认出是她。现在，她的鼻子同脸孔的其余部分已不成比例，但鼻角上的那颗痣却依然存在。还有，那只掀开被子的手也可以使人认出是她的手。要是在从前，这个掀被的动作可能意味着被子压得她难受，而现在却什么意思也没有。

妈妈要我去拿点水和醋来，给外祖母擦额头。妈妈认为，只有水和醋才能解除外祖母的烦躁，因为她见她想把头发掠开。可是有人在门口招手叫我出去。外祖母垂危的消息不胫而走，已传遍整座房子。刚才，一个“临时短工”（在非常时期，为了减轻仆人的疲劳，便临时雇一些短工帮忙，因此，病人垂危时刻某种意义上有点和过节一样）为德-盖尔芒特先生开了门，公爵呆在前厅里要求见我；想躲也躲不开了。

“亲爱的先生，我刚获悉可怕的消息。我想握一握您父亲先生的手，向他表示慰问。”

我请他原谅，对他说，在这个时候打搅我父亲恐怕不行。德-盖尔芒特先生来得太不是时候，就象赶上人家正要去旅行。但他觉得向我们表示礼貌太重要了，便一叶蔽目，不见其余，非要进客厅不可。一般说来，当他决定向某个人表示礼貌时，就一定要把那套礼节全部完成，很少管人家的行李是不是整好，或者棺材是不是备好。

“你们请过迪欧拉富瓦大夫吗？这可是个大错误。如果你们叫我去请，他看在我的面上一定会来的，他对我什么也不会拒绝，尽管他曾拒绝过夏尔特尔公爵夫人。您看，我毫不客气地凌驾于一位王族公主之上了。再说，在死神面前人人平等嘛，”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说这句话并不是要我相信我外祖母可以和他平起平坐，而是可能觉得老谈他对迪欧拉富瓦大夫的影响和他比夏尔特尔公爵夫人更有优势，会让人感到庸俗。

此外，我对他的建议并不感到意外。我知道，盖尔芒特一家提起迪欧拉富瓦，就象在说一个无与匹敌的“供货人”，只是更尊敬一些罢了。莫特马尔老公爵夫人（令人费解的是，每当人们谈到一位公爵夫人，几乎总要加一个“老”字，或者相反，如果是一位年轻的公爵夫人，便以一种在华托1的画中人物脸上能看到的狡黠表情，在公爵夫人前面加一个“小”字）出身在盖尔芒特家族，每逢有人生了重病，她总是眨巴着眼睛，几乎是机械地喊着“迪欧拉富瓦，迪欧拉富瓦”，正如需要冷饮时喊“普瓦雷-布朗施”，需要花式糕点时喊“勒巴代”一样。但我不知道我父亲恰恰刚请了迪欧拉富瓦大夫——

1华托（1684-1721），法国画家。他创造了抒情的画风，具有现实主义倾向。多数作品描绘贵族的淫逸生活。画中人物带有沉思忧郁之感，反映出贵族阶级精神上的空虚。

这时，我母亲要给外祖母输氧，左等右等也不见送氧气袋来，她也到前厅来了，没料到会在这里碰见德-盖尔芒特先生。我真想把他藏起来。但是，德-盖尔芒特先生却认为，什么也比不上把他介绍给我母亲重要，认为这会使我母亲高兴，而且，要维护他十全十美的绅士声誉，非这样做不可，于是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尽管我连连喊“先生，先生，先生”，就象反抗强xx那样自卫着，他仍然把我拉到妈妈跟前，对我说：“如果您能把我介绍给夫人，您的母亲，我当不胜荣幸”，他在说“母亲”的时候，声音有点儿变调。他觉得这对我母亲是一种荣誉，不由得做出一个应时的笑容。我无可奈何，只好给他作了介绍，他乐得打蹦儿，连忙点头哈腰，还要把整套礼节表演一遍。他甚至想同我母亲交谈，但我母亲正悲痛欲绝，叫我快去，顾不上回答德-盖尔芒特先生的问候。德-盖尔芒特先生原以为会受到接待，却不料一个人被甩在前厅，要不是看见圣卢此刻进来，他就只好出去了。圣卢是那天上午到巴黎的，他跑来打听我外祖母的病情。“啊！她很好！”公爵快乐地嚷道，一面抓住他外甥的一个纽扣，差点儿把扣子拽下来。我母亲此刻正好又经过前厅，他也不在乎我母亲看见。尽管圣卢的悲痛发自内心，但我认为，如能避免同我见面他只会高兴，因为他对我有抵触情绪。他被他的舅父拖走了。他舅父有要事同他说，差点到东锡埃尔去找他，没想到可以免走这一趟了，不禁大喜过望。“啊！要是有人对我说，我只要穿过院子，就能在这里找到你，我会以为他在胡说八道。正如你同学布洛克说的，这够滑稽的。”他搂着罗贝的肩膀离开我家时又说：“不管怎样，大家清楚地看到，刚才我摸到了或者说几乎摸到了吊死鬼的绳子1，我真走运。”盖尔芒特公爵这样说，不是他缺乏教养。恰恰相反。但他是那种不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人，在这方面他和大多数医生和殡仪人员很相似，会临时装出一副同情的面孔，对你说：“这是痛苦的时刻”，必要时还会拥抱你，劝你好好休息，但过后马上就把看望临终病人或参加葬礼看作只有少数几个人参加的社交集会了，开始还有所顾忌，但很快就变得轻松愉快，若无其事，眼睛四下张望，想寻找一个可以交谈的人，要人们把他们介绍给另一个人，或者建议“坐他们的车回去”。盖尔芒特公爵一方面庆幸一阵“风”把他吹到了外甥身边，但对我母亲的冷漠接待——其实非常正常——深以为异，后来他公开说，我母亲不讨人喜欢，而我父亲却彬彬有礼，他说她“心不在焉”，甚至听不见别人对她说什么，据他认为，她身体欠佳，头脑不很清楚。然而，据说他很想把我母亲的表现归因于“当时的情况”，他宣称，我母亲为我外祖母的病情“深感悲痛”。但是，因为我母亲没有让他把他的礼节全部做完，他还想补一下，况且他根本不理解妈妈无限悲痛的心情，出殡前一天，他竟问我是不是在设法排解妈妈的忧愁——

1在法语中，吊死鬼的绳子被认为是吉祥物。

那天，外祖母的一个妹夫来了。他是教士，我从没见过他。他给在奥地利的教会会长发电报告假，破例获得批准。他内心极度悲伤，在床边颂读祈祷文和沉思录，但那双深陷的小眼睛一刻也没离开病人。在我外祖母弥留之际，我看见这位教士悲痛欲绝，我心里却很不好受。我凝视着他。他似乎对我的同情感到意外，于是出现了一桩怪事。他象一个痛不欲生而陷入沉思的人那样，双手并拢放到脸上，但是，因为他知道我会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开，我看见他手指间留了一个小缝。当我目光离开他时，我看见他那锐利的眼睛从手指间的缝隙观察我的痛苦是不是真诚。他隐蔽在手后面，就象躲在一个黑暗的忏悔室里一样。他发现我看见他了，就立即把露出一条缝隙的格子窗关严。后来，我和他又见过面，但我们之间从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我们相互达成了默契：我没有发现他偷看我。教士和精神病医生一样，在他们身上总有一股预审法官的味道。再说，不管怎样的朋友，不管他们对我们多么亲密，和我们有着怎样共同的过去，哪一个没有不愉快的片刻回忆？而我们认为最方便的办法不就是使自己相信他们大概已经忘记这些片刻了吗？

为使外祖母的呼吸稍微畅通一些，医生给她注射了一支吗啡，他说要用氧气袋。母亲、大夫和看护修女手里都拿着氧气袋，一个用完，又给他们递上一个。中间有一会儿我离开了房间。当我回来时，我仿佛看见了一个奇迹。外祖母连续发出轻微的呼噜声音，仿佛在为我们唱一支快乐的歌，那快节奏的动听的歌声充满了整个卧室，经久不息。我很快就明白，这歌声不会比刚才嘶嘶的喘息更有意识，同样都是无意识发出的。也许吗啡在里面起了些作用，但这更是呼吸调节器改变的结果，因为氧气不再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通过气管了。由于氧气和吗啡的双重作用，外祖母呼吸不再困难，也不再发出呼噜声了，而是象在滑冰，敏捷而轻快地向着令人心旷神怡的空气滑去。也许，在这歌声中，除了有和笛子里的气流声一样微弱的呼吸声外，还夹杂着更象是人的叹息声，这种由于死亡临近而发出的声音使人相信这是昏迷的人发出的痛苦或幸福的呻吟，给这个长乐句加上了一个更悦耳动听的、不变动乐句节奏的音调。乐句从变得畅通的胸部升起，继而升高，然后下落，接着又一次升起，去追逐氧气。尔后，这个在强烈的快感中夹杂着低声哀求的歌声在达到了最强音，并竭尽全力地延长后，在某些时刻，似乎完全停止了，犹如一条干涸的水泉。

弗朗索瓦丝每逢遇到伤心事，总感到需要把悲伤表达出来，但她连表达忧愁的最简单的技巧都不具备，因而也就成了空需要了。当她认为外祖母已经完全无望时，她非常想让我们知道她——弗朗索瓦丝的感受。但她只会重复一句话：“这真叫我受不了”，说话的语气和她喝菜汤喝得太多时说“我胃上压着一块石头”的语气一样平淡，不论是哪种情况，都比她自己似乎认为的要自然。尽管她的悲伤没有很好地表达出来，但她确实很悲伤，何况，她女儿有事留在贡布雷（这位巴黎女郎现在把贡布雷轻蔑地叫做“乡下”，她感到在那里会变成“乡巴佬”），可能回不来参加葬礼，她就更伤心了，因为她觉得葬礼应该是极其壮丽的事。她知道我们谁也不会向人诉说悲痛，她怕别人同她说话，早就想好出殡那个星期，每天晚上都召见絮比安。她知道出殡的时候絮比安没有空闲。她想，至少回来后要把情况给她“说一说”。

我父亲、外祖父和我们的一位远房亲戚连续好几夜守在病榻旁，足不出户。久而久之，他们的忠心也就带上一层漠不关心的面具，没完没了地呆在垂死病人的身边，闲极无聊，就象在一节火车车厢里，由于呆的时间太长，便开始东拉西扯，谈天说地起来。此外，这位远房亲戚（我的表姑婆的侄子）使我很反感，但却值得尊敬，并且常常受到尊敬。

哪里有垂危病人，哪里就能“找到”他，他是那样悉心尽力地时刻守在垂危病人身边，以致于尽管他外表强壮如牛，嗓门低沉浑厚，胡须密密匝匝，病人家属仍然认为他身体虚弱，总是用委婉的言辞恳求他不要来参加葬礼。我妈妈痛不欲生，但她仍然为别人着想，因此，我事先就知道，她会用另一种方式对他说他习惯听到的话：

“答应我，‘明天’不要来了，您就为了她这样做吧，至少不要上‘那里’去。她要求您不要去的。”

怎么说也不行；他总是第一个来到“家里”，这样，另一个阶层里的人给他取了个绰号（我们没有听说过），把他叫作“既没有鲜花，也没有桂冠的人”。他在做“任何”事之前，总把“一切都想得周周到到”，因此，人们总是赞扬他说：“对您是用不着道谢的。”

“您说什么？”外祖父大声问道，他耳朵有点聋，没听清我这位远房表舅对我父亲说的话。

“没说什么，”表舅回答，“我只是说，今天上午我收到一封贡布雷的信，那里天气很不好，可这里太阳有点儿太暖和了。”

“可晴雨表上的温度却很低，”我父亲说。

“您说哪里天气不好？”外祖父问。

“贡布雷。”

“啊！这我不会感到吃惊，这里阴天，贡布雷就一定是晴天，反之亦然。我的上帝！您讲到贡布雷，不知道有没有通知勒格朗丹？”

“通知了，您不必操心，”表舅说，他那长着浓密胡须而变成青铜色的脸颊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的笑容：因为他想到通知勒格朗丹了。

就在这时，我父亲冲向门口，我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不过是迪欧拉富瓦大夫来了。我父亲到隔壁的客厅里去接待他，就象接待一个前来演出的演员一样。他把迪欧拉富瓦大夫请来，并非要他给外祖母看病，而是要他象公证人那样确认一下。的确，迪欧拉富瓦大夫可能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医生，精通医道的教授；除了他擅长扮演的这些角色外，他还扮演着一个新颖独特的角色，他能言善辩，是斯卡拉姆齐1式的人物或公证人，他来为病人确认是垂危还是死亡。他扮演这个角色已有四十年之久，无人与他匹敌。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已经感觉到了他演这个角色的威信。当女仆禀报“迪欧拉富瓦大夫到”时，人们以为在看莫里哀的喜剧。他那优美柔韧的身躯不露形迹地为他增添了庄重的仪态。他的脸漂亮得有点过分，但被他在痛苦场合表现出的这种庄重仪态减弱了。教授身穿高雅的黑礼服走进来，脸上露出真诚的悲伤，不说一句别人听来会以为是虚情假意的慰问话，也不做任何有失分寸的事。在灵床边发号施令的是他，而不是盖尔芒特公爵。他看了看外祖母，但没有打搅她，然后，他以医生特有的礼貌，极其审慎地同我父亲悄声说了几句话，恭敬地朝我母亲鞠了一躬。我感到我父亲在竭力克制自己，不告诉我母亲这是“迪欧拉富瓦大夫”。但大夫不想打扰我母亲，已经掉过头去了，他只是接过我们递给他的酬金，迈着最优美的步履，款款走出房间。他那个神态就象没有看见酬金似的，连我们自己也一度怀疑我们没有给他酬金，因为他象变戏法似地把它变得无影无踪了，他的神态还是那样严肃，甚至有增无已，仍然是一个身穿绸缎翻领长礼服的名医，漂亮的脸庞上充溢着高尚的怜悯。他这种缓慢而敏捷的特点使人看到，即便还有一百个病人在等着他去出诊，他也不想显出匆匆忙忙的样子。因为他是分寸、智慧和善良的化身。这位杰出人物已经去世了。其他医生，其他教授可能赶上他，并且也许超过了他。但是，由于缺乏称职的接班人，他以渊博的知识、良好的身体条件和高度的涵养扮演的“角色”已不复存在了。妈妈甚至没有看见迪欧拉富瓦先生，对她说来，我外祖母以外的一切都已不再存在了。我记得（我把这事提前说一说），在墓地，她象一个幽灵，畏畏缩缩地走近坟墓，仿佛在望一个已经远走高飞的人。我父亲对她说，“诺布瓦老爹来我们家了，他也到教堂和公墓来了，他本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的，你应该去和他说句话，这会使他很感动的”，可是，当大使朝她鞠躬时，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快慰地低下头，脸上没有眼泪。两天前——我在回到垂危病人床边之前，还要把后面的事提前讲一讲——我们为与世长辞的外祖母守灵时，相信有鬼魂的弗朗索瓦丝稍微听到一点声音就吓得毛骨悚然，嘴里还说着：“我觉得是她。”可是，这些话非但不使我母亲恐惧，反而令她无限快慰。她多么希望死去的人能再回来，这样，她母亲有时就能回到她身边了——

1斯卡拉姆齐是古意大利喜剧中穿黑衣服、蓄长唇髭的丑角名，精明狡猾，能言善辩。

现在再来谈外祖母的临终时刻。

“您知道她的姐妹打给我们的电报是怎么说的吗？”外祖父问表舅。

“知道，贝多芬，有人给我说了；是很荒唐，但我不感到奇怪。”

“我可怜的妻子，她是多么爱她们啊，”外祖父擦了一滴眼泪说。“不要责怪她们。我常说，她们的行为总是很荒唐的。

怎么啦，停止输氧了？”

我母亲说：

“停止输氧，妈妈呼吸又要困难了。”

医生答：

“哦！不会的，氧气的作用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过一会儿再输吧。”

我觉得医生不是在说一个垂死的人，氧气的作用之所以必须维持，是因为他能为挽救垂死者的性命尽一份力。氧气的丝丝声停止了一会儿。但是，呼吸仍在发出呻吟，那是轻微而痛苦的呻吟，每次都中断，继而又重新开始。有时好象一切都完了，呼吸停止了，就和人睡眠时的呼吸一样，从高八度降到了低八度，或者是自然的间歇，是感觉缺失的一种反应，窒息变得越来越严重，心力衰竭。医生又一次给外祖母搭脉，但是，他刚按上脉，一曲新歌已经接上了中断的乐句，如同一条支流注入干涸的主流一样。乐句换了个调子，以同样无穷的冲力冲出去。谁知道呢？说不定久被痛苦抑制的快乐和柔情，现在会象经过长期压缩变得更加轻盈的空气，从外祖母身上喷发而出，而她自己甚至对此毫无意识。她再同我们说的话，仿佛正在源源流出，好象就要这样同我们絮絮叨叨地、热情洋溢地、情真意切地说话似的。这临终的喘息使我母亲五内俱焚，她守在病榻旁，没有恸哭，但不时地泪流满面，就象风吹雨打的叶子，不思也不想，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我去拥抱外祖母前，医生让我先把眼泪擦干。

“我还以为她看不见了呢，”父亲说。

“这很难说，”医生回答。

当我的嘴唇接触外祖母时，她的手开始颤动，全身一阵战栗，可能是反射作用，也可能因为某些抚爱可以使人感觉过敏，可以穿过无意识这层外衣，几乎无需通过感觉器官就可以传递。外祖母蓦地坐了起来，作出最大的努力，仿佛要捍卫自己的生命一样。弗朗索瓦丝看了，忍不住呜呜咽咽地哭起来。我想起医生的吩咐，想叫弗朗索瓦丝离开房间。就在这时，外祖母睁开了双眼。我一个箭步冲到弗朗索瓦丝跟前，挡住她的哭泣，好让父母亲同病人讲几句话。氧气的声音停止了，医生离开病床。外祖母死了。

几小时后，弗朗索瓦丝能够最后一次地、不会引起任何痛苦地梳理外祖母那漂亮的头发了。她的头发仅仅有些斑白，看上去始终比她本人年轻，可是现在它们成了衰老的唯一标志，而她的脸却焕发出青春，多少年来痛苦在她脸上留下的皱纹、收缩、浮肿、紧张、弯曲都消失得无踪无影。她仿佛回到了遥远的过去，回到了她父母给她定亲的时代，脸部线条经过精细勾画，显露出纯洁和顺从，脸颊重又闪耀着纯真的希望和幸福的憧憬，甚至又重新闪射出一种天真无邪的快乐。这些美好的东西已渐渐被岁月毁灭。但是，随着生命的消失，生活中的失望也消失了。一缕微笑仿佛浮现在外祖母的唇际。死神就象中世纪的雕刻家，把她塑造成一位少女，安卧在这张灵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