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1/2）

中午，叶子农在柏林一家意大利餐馆吃饭，已经没有记者尾随了。

回到柏林已经半个多月了，刚回来的几天总是一出门就会被蹲守的记者包围，叶子农也就纳闷了，这么冷的天他们是怎么坚持的？叶子农既没有刻意躲避，也没有刻意纠缠，而是像平常一样生活，该待在屋里就待在屋里，该出去吃饭就出去吃饭。对于记者的追堵，他的对策是沉默，任凭记者使尽招数就是一句话不说。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记者总榨不出有新闻价值的东西，渐渐蹲守的记者就少了，再后来就没有了。如果说刚出事的那几天他还不适应的话，那么现在他已经逐渐适应了，毕竟他对这一切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餐馆不大，顾客却不少，不到100平方米的餐厅里还显得有些嘈杂。叶子农要了一盘意大利面，独自在一张餐桌吃饭。叶子农不知道，旁边桌子的一个欧洲男子一直在看他，想必是从电视新闻的记忆中认出了叶子农。这个男子和女朋友吃过饭要走时，就在经过叶子农身边的这一刻，男子突然站住了，把刚擦过嘴的一团纸巾故意扔进叶子农的盘子里，然后鄙夷与挑衅地瞪着叶子农，等着叶子农的反应。

叶子农抬头看了一眼，平静地用手把那团纸巾拿开，继续吃饭。

男子带着女朋友扬长而去，临走还用英语而不是德语扔了一句：“垃圾！”

吃完饭，叶子农开车回家。

由于记者都撤走了，诺伊瑟尔街叶子农租住的那栋楼附近又恢复了以前的常态，楼前的路两边没有那么多车了，也没有人围观了。叶子农开车快到往常的停车位时，忽然看到路边人行道上站着一个眼熟的身影，再近一点看清楚了，那人竟是老九。

叶子农下车后既没跟老九握手也没寒暄，而是责怪地说：“哎哟，九哥，你也不看看这都啥时候了，你这个时候来不是没事找事嘛！”

老九笑着说：“啥时候？我想看朋友就来了，不用偷偷摸摸。”

叶子农问：“还没吃饭吧？”

老九说：“我没心情吃。你呢？”

叶子农说：“我刚吃过。”

老九说：“电话没人接，想着你就是吃饭去了。”

叶子农说：“那先找个地方吃饭吧。”

老九说：“我找你有事，这会儿真没心情吃饭。”

叶子农说：“那也得吃饭哪。咱别在这儿傻站着，别一会儿再把记者招来了。”

老九说：“上楼吧，先说事。”

叶子农只得带着老九上楼了。

屋里还是原先那个老样子，没有比以前更脏乱，也没有比以前变干净，至少从屋里的状态还看不出最近的事件对叶子农的生活有多大影响。老九进屋放下旅行包脱了棉衣，看大茶缸里有剩茶根，就拿起茶缸去厨房倒掉，这时叶子农正在厨房准备烧水，怕老九不熟悉倒剩茶的程序，就接过来用专门的小笊篱把茶叶滤出，这样就不会造成水道堵塞了。

叶子农边干活儿边问：“啥事这么当紧？”

老九说：“先说点杂事吧，布兰迪找过我，林雪红也找过我。”

老九把布兰迪找他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

叶子农听完，说：“你转告布兰迪：一、谢谢。二、这事过去了。”

老九说：“布兰迪从新闻一出来就应该知道怎么回事了，可他一直没吱声，直到乔治干预了他才有反应，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叶子农说：“布兰迪不清楚内幕，顶多有点怀疑。如果是总部策划的，他汇报上去有意义吗？如果跟总部没关系，他上报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就算我需要他帮忙，我跟布兰迪啥关系？还远没到两肋插刀吧，咱凭啥要求人家。”

老九说：“这么一说也是。再就是林雪红托我问问，看能不能来看看你，她说如果不是因为她的事你也落不到这种地步，她挺过意不去的。”

叶子农说：“你转告她：别这么抬举自己，她没这么大能量。”

老九一怔，说：“这太伤人了吧？”

叶子农说：“哦，那就让她一直内疚着，这咱心里就踏实了？”

老九想了一下，说：“嗯，嗯，我明白了。”

叶子农干完碎活儿，从冰箱里拿出一个袋装的小面包和两个白球形的奶油巧克力，用餐刀把面包切成两瓣，将两个奶油巧克力塞进去，压扁，递给老九，说：“先垫两口。”

老九咬了一口，满意地说：“你可真会吃啊。”

叶子农说：“巧克力是戴梦岩送的，我哪儿会买这种东西。”

老九笑笑，说：“俺想说又不敢说呢，行啊你，给梦姐弄到手了。”

叶子农说：“嘿，咱再不自量，也没昏头到敢打梦姐的主意。这回是梦姐走眼了，愣把一块土坷垃看成巧克力，啥眼神啊。咱是豪门宴上的土包子，甭凑，凑到一块都别扭。”

老九嘿嘿一笑。

老九几口就把小面包吃完了，洗洗手，两人到了客厅。这次叶子农不让老九坐那只塑料凳子了，而是把木凳子让给老九。

叶子农问：“啥当紧的事？”

老九说：“你还问我？你不知道你现在有危险吗？咱一竿子戳到底吧，我是来盯你回北京的，你不走我就在这儿跟你耗着，红川我已经耗过一次了，也不稀罕了。”

叶子农说：“九哥，你这么惦记兄弟，我也不知道该说啥了，说谢太轻薄……可你真不该这个时候来，特别是你要在北京做生意，你跟个汉奸扯在一起能有啥好果子？九哥也别嫌我说话难听，我这儿的事真不是你能操心的。”

老九说：“我想等你光鲜了沾你光，这中不？我知道你不是孬种，可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这不是来了嘛，咱有个台阶就下来，没人说你胆小鬼。”

叶子农笑了，说：“九哥，咱不是好汉，不管是眼前的亏还是将来的亏，只要是该咱吃的亏咱都吃，咱就是做胆小鬼也得做个童叟无欺的不是？不用谁给顺个梯子。”

老九说：“不是好汉，也不在乎孬种胆小鬼，那就更没啥了，赶快离开这里。”

叶子农说：“也不赶快，也不赶慢，平常就行。居留快到期了，正常的话当局是不会再给延续了，到那时候我就滚蛋呗。”

老九不解地问：“那你在这儿耗啥呢？跟谁耗呢？你不知道你有危险吗？你这么好使的脑子咋这点事看不明白呢？”

叶子农不说话了，点上一支烟静静地抽烟，想着什么。

老九着急，催促道：“说话呀。”

这时厨房里的水烧开了，传来蜂鸣的声音。叶子农把大半支烟搭在烟灰缸边上，却并没有去厨房，而是去了卧室，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两张纸过来递给老九，这才去厨房。

老九一看，惊呆了，竟是叶子农的遗嘱。遗嘱一式两份，内容都一样，分别用中文、英文和德文书写，老九看不懂德文，但英文和中文都看懂了。遗嘱很短，内容是：

如我有不测，不要留骨灰和墓地，就让我顺烟囱飘了，请尊重我这个愿望，谢谢！

叶子农　1992年2月7日　柏林

叶子农到厨房冲了一大茶缸茉莉花茶，端到客厅，倒上两杯，这情形似曾相识，几乎就是两人去年秋天在北京四合院聊天的翻版，但此时的老九却一点也没感到亲切。

老九拿着遗嘱愠怒地说：“你傻呀？还是匹夫之勇？”

叶子农从烟缸拿起已经燃了一大半的烟抽了一口，说：“不想拿出来的，这不是被你逼得没辙了嘛，这东西也只是预备万一的。”

老九发火地问：“可你为啥呀？跟谁呀？”

叶子农说：“跟谁都没关系，也不为啥，就是个人的一种态度。你跟赵一曼说：别打鬼子了，要丢命的。你跟贪官说：别贪了，要杀头的。有用吗？没用。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价值观里，我也一样，我就这德行，只能这副德行活，由不得自己。”

老九问：“你啥德行？”

叶子农说：“我认为，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人与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可以自由地走在柏林的大街上，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极端主义，不是恐怖主义，不是歪说、邪教，是社会科学，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发现和解释，是认识事物的方法，是讲因果、讲实事求是。如果因为认同马克思主义就得被吓得缩起来，我会觉得羞耻。这不是跟谁斗争，这只是我对这个事物的态度，如果这个态度必须得以支付生命为条件，那就支付好了。所以说，也不赶快也不赶慢。赶快，是被极端主义吓倒了，揣上个这心病过日子，那还过个啥劲呢？赶慢，是成心去找死，咱干吗非跟活过不去呢？咱不是找死的也不是找活的，咱是过平常日子的。再往大点说，咱不是过好的也不是过坏的，咱是过条件可能的，包括了价值观的这个条件。”

老九说：“那还是没排除危险嘛！”

叶子农说：“我不否认有一定概率的危险，但是也别放大了。人类死于交通意外和不良嗜好的数字要远远大于谋杀，人就不生活了？危险不是来自民主、爱国，而是来自打着各种漂亮旗号的极端主义。不管是民主的极端主义还是爱国的极端主义，不管是种族的极端主义还是宗教的极端主义，都是极端主义。极端主义就是欧洲独有的吗？不是嘛，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可能有极端的人、极端的事。”

老九沉默了，他无法否定叶子农的观点，也就无从说服叶子农。老九并不知道布兰迪曾经用过一句话评价叶子农：你是我见过的最有头脑的傻瓜。但是此时此刻，他心里想说的正是这句话。他从叶子农身上感到了一种精神，一种气场，却又说不清，道不明。

叶子农说：“九哥，你硬要耗着，我也赶不走你，但是耗着没有意义，咱们之间起码的尊重总得有吧。你来了，心到了，兄弟心里已经温暖了。”

老九沉默了很久，明知无望却又无法放弃……终于说：“好吧，我走。你把你的笔记交给我带走，所有的，放到北京保管。”

叶子农笑了笑，说：“九哥，咱得弄明白一件事，咱是看客，不是实践者，坐在观众席上说三道四总比实干来得简单。那些笔记只是个人认识的形成过程，很个人的东西，没你想的那么重要。”

老九说：“重不重要我不懂，我就是留个证据证明你是什么人，你不反对民主，也不是汉奸。你连遗嘱都写了，我也就不避讳啥了，我这也是预备万一。”

叶子农说：“现在是敏感期，本来没事，你这一带就有可能被海关歧读了，只要被歧读就会被放大，媒体一炒又成了政治事件，你说你是帮我呢？还是给我找事呢？”

老九一听，语塞了，他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

叶子农想了想，说：“本来我是听天由命了，九哥既然来了，那就帮我个忙吧。”

老九问：“啥忙？”

叶子农说：“我把东西寄到北京，你去取，怎么保管随你了。我觉得当局不会再给我延续居留，提前打理自己的东西，这很正常。我邮寄自己的东西没事，你单独携带是非人物的有明显政治色彩的东西，就可能有事。”

老九点点头说：“嗯，有道理。”

叶子农说：“我要没事，这些东西对我个人很重要，咱就这点嗜好。万一有事了，这些东西就由你处置，销毁可以，你愿意保存也可以，但是有个原则：不能公开。”

老九不解了，说：“为啥不能公开？不公开怎么证明你？汉奸，反民主，这是多臭的名声啊，人都没了还背个臭名？”

叶子农说：“于公于私，都不能公开。”

老九则说：“于公于私，都应该公开。”

叶子农说：“于公说，经过‘部长事件’这么一折腾，那个叫叶子农的人俨然已经是理论专家了，专家有影响力，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说完就算了，就得有点社会担当了。问题是那些碎纸片的文字仅仅是我的个人认识，或者说仅仅是我的认识能力所能认识的，对错咱都自己揣着，不妨碍谁。一公开就不同了，多少都有点影响性，而咱的观点未必是对的，或者在某一点上是对的，放到宏观大得失上就可能是错的。我还是那个观点，坐在观众席上说三道四总比实干来得简单。要知道大多数人的价值观都是在舆论引导下完成的，大众不可能个个都具备独立、精透的辨别能力。咱既然被扣了个专家的帽子，就不能随便说话了，咱既不能干扰正确的，也不能误导认识能力比咱还不如的，这是一个能被称为专家的人起码的社会良心。如果是听天由命，那我身后的事是不可控的，我没办法。如果你九哥肯帮忙，那就是可控的性质了，就得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个人臭不臭名的还算个啥？”

老九问：“那于私呢？”

叶子农说：“于私说，你把这些碎纸片抖出去，没人理睬还好，一旦有人理睬，你就算把兄弟扔进长矛大刀的圈子了，愤青骂、反对的骂，只要是看你观点不顺眼的都会骂，你说俺这人都没了你还不让俺清静清静。”

老九沉默了，沉默了很久……终于又拿起那份遗嘱，说：“你要么把这个撕了，要么重写。不是俺心地歹毒，你就写了一行字，写给谁呢？”

叶子农说：“这么有违习俗的事写给谁合适啊？谁赶上算谁的。”

老九说：“就算真有事，连块墓地都不留，要那么绝吗？”

叶子农笑着说：“都挺忙的，不来吧显得不仗义，来吧你说有啥好看的？你不弄束花我也知道你惦记我。你又能管我几年？将来没人管了，俺这荒凄凄的更可怜。”

……

两人正在谈遗嘱和笔记的事，忽然听见门铃响了。

叶子农走过去拿起话筒，用德语问：“谁呀？”

来人讲的是纯正北京话：“我们不是记者，是nrg民主联盟的，找你有事。”

叶子农就用普通话回答：“家里有客人，请改天吧。”

来人说：“我们可以在下面等，就几句话的事。”

叶子农想了想，还是打开了单元门。不大会儿，随着上楼梯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叶子农把房门也打开，等着来访者。

来了两个人，一个40多岁的样子，瘦瘦的，戴副眼镜。一个20多岁的模样，身材比较健壮，皮肤略黑一些，也戴着一副眼镜。

年龄大点的这人一见面就介绍道：“我是张立波，大学教授，之前在北京就职。这位是郑楠，之前在北京读大三。”然后看看老九，问，“这位是……”

叶子农说：“朋友，来看房的。”

张立波问：“要处理房子吗？”

叶子农说：“居留还有几个月就到期了，该打理的打理一下。”

张立波说：“如果你能有一个正确的表态，我认为续签的可能还是很大的。”

叶子农拿出两个塑料凳子摆上，说：“坐吧。找我有什么事？”

张立波看了一眼凳子，说：“不坐了，站着说吧，就几句话。”

这时郑楠以严厉的语气说：“哎，我说，你以为你是谁呀，让联盟给你道歉？”

房间里的气氛从这一刻起骤然变得紧张起来。